萦绕耳畔的“天堂铃音”.docVIP

PAGE  PAGE 11 萦绕耳畔的“天堂铃音” 　　牛年新春，我极其磨蹭又卖力地，老牛般犁着一块“地”―――追记四川省南江县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瑛的长篇通讯。每天伏案十几小时，仅仅出产数百字，用了半个多月才将一篇8000余字的《回荡大巴山的呼唤》脱稿。 　　一篇通讯之所以那么“磨”，一是主旋律人物要写得可亲可读有一定难度，我容不得自己的文章假大空，因此不得不“磨”；二是王瑛事迹对我产生心灵震动，可她的事迹多为琐碎之事，我必须在写作上下功夫，想办法使这些事迹有机抱团，互为推助，这样才能将同样的心灵震动传递给读者；三是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共同组织的这次采访，是与30余家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的同台竞技，我作为文汇报派出的记者，可不能给报社抹黑；四是牛年春节前后，我远离应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时间上允许我对一篇文章细细打磨。 　　《回荡大巴山的呼唤―――追记四川省南江县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瑛》一文刊登在文汇报2月9日第四版“特稿”专版上。2月20日，采访组织者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及文汇报社寄送表扬信，评价此文“主题鲜明、突出，感情真挚，富于感染力，构思有新意，文笔生动优美，是这次典型报道最好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回荡大 　　巴山的呼唤》一文是我从业以来写得最艰难、最用心的通讯，能获得这样的肯定，也算是苦劳没有白费。 　　 　　一 　　 　　我于今年1月初得知自己是“中央新闻单位王瑛同志先进事迹采访团”一员，随后便开始了前期的案头准备。我从网络等媒体上不多的几篇文章中，对王瑛这一人物获得了大体印象：被当地群众誉为“党的忠诚卫士、人民的贴心人”，是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 　　在确诊自己患上肺癌晚期、进入生命倒计时后，她的人生选择是坚守岗位顽强拼搏，为党的纪检监察事业、为老区人民鞠躬尽瘁。2008年11月27日，47岁的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这些已有的报道，素材大多是粗线条的，尤其缺乏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不太容易让读者动容。前期的案头准备让我感到压力：王瑛很难写，但又必须要写好。 　　 　　二 　　 　　采访团是1月10日出发的。第一天的日程让很多第一次参加这类采访的记者们不太适应：早上6点多赶到机场，乘坐8点的飞机，本来应该在绵阳落地的飞机因当地浓雾不得不转抵重庆，半个小时后又从重庆飞往绵阳，匆匆用饭后立即赶往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从14：30到19：30，大部分时间都在崎岖山道上颠簸，抵达下榻的宾馆时天已全黑。也就是说，从北京抵达南江，我们经过了12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当晚，我们打仗般地吃完晚饭，便参加了协调会，会后又进行采访……一直到凌晨才赶回宾馆。 　　直至1月15日返京，连续5个晚上都是采访到零点以后，第二天8点多接着工作。 　　对于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的工作强度，我从心理到生理上均已十分习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次许多时间是在崎岖危险的山道上度过的，那种抖筛子一样的颠簸让我们尝尽了“蜀道难”的滋味。1月12日晚，采访团的车在漆黑狭窄的山路上摇晃着往前开，路遇一位妇女和3个小女孩，采访团团长、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汉俊邀顺路的她们上车，不然，她们还要走好几个小时山路。据那位妇女说，在这样的山路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1月13日，我们在前往巴中市采访途中，还真是碰到了一起车祸。刘局长和中纪委、四川省的几位领导带头跳下陡坡，奋力营救，终于将卡在车里的伤员救出紧急送往医院。 　　 　　三 　　 　　这次采访和以往一样，在必要的集体采访以及听取报告之外，采取分组轮采的模式，即根据媒体性质的不同，记者们被分成7个组，分别对7类采访对象进行采访。每采访完一组，就进行轮换。我与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6位记者分为第一组。 　　每一次分组采访，结束的时间有前有后，我们这一组一旦结束得早，我就主动参加其他组的采访，而不是被动等待，并利用一切时间单独邀约采访对象以进一步了解细节。后来证明，这一主动出击的采访方式对开拓思路非常有帮助。 　　比如，1月12日上午，我们有两个组的记者前往南江县上两乡采访，回程途中，我建议随组的刘局长组织大家寻访“感恩餐厅”。“感恩餐厅”这一线索，正是我通过主动出击后，从一个叫韩佳峻的“背二哥”（用背篓背运东西，以此赚钱谋生的民工）那里得知的。这一线索我比我们这一车的其他记者知道得更早，我对“感恩餐厅”的描述因此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兴趣。刘局长果断拍板，采纳了我的意见，让采访车立即专程去采访“感恩餐厅”，而且要求所有记者都必须到场。这一“计划外”的采访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们在餐厅外偶遇爱唱山歌的“背二哥”廖庆和，他给我们讲述了王瑛给他盖被子的故事，还唱了一段写给王瑛的山歌。团长当即要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用同期声。 　　在王瑛同志先进事迹的集中报道推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