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视界中的赤子之心.docVIP

PAGE  PAGE 5 英雄视界中的赤子之心 　　 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所谓人格高尚，文格清远，其实讲的都是一种“境界”。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写出什么样境界的作品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极度推举“境界”，有“境界”的作品才会“气韵生动”，才会引起读者共鸣。 　　读完冯伟林的长篇散文《书生报国》（载《十月》2007年3期），我感到这部作品不仅有境界，而且有英雄境界。在这里，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个体生命得到充分张扬。文本中的黄兴是大美的黄兴，是英雄的黄兴：他对真理之护卫具有持久的热情，对正气之伸张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没有东西能够抵挡住他对于富国强民的理想追求，他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都是英雄境界的具体镜像。 　　“黄兴只想拥有一片绿叶，历史却给了他整个春天。”时代造英雄，但英雄的鸿鹄之志早已埋在心中，他的大气，他的崇高人格，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得到显现。30岁生日的这天，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明德中学当老师，他写了一副对联以明志：“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当他考中秀才、全家人为他举杯庆贺的时候，他却随口吟诵“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就在这天夜里，他还为自己制了两方印章：“铲除世界一切障碍物之使者”和“灭此朝食”。黄兴要去救亡图存，要远涉千里去赴死亡的盛宴，他的豪言壮志令人振奋：“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如果说高尚的人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那么把这种人格品性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则是另一种价值。冯伟林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中指出：“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所谓“须臾之物”，指的就是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中的真切感悟，它是一个比天空海洋还要广阔的心灵“永恒而伟大的一闪”，在这“须臾”的瞬间，洞悉存在的本质，生命达到极度的充实与完满。 　　冯伟林在熟读历史、了解黄兴的生命壮美时，其“须臾之物”不仅撞击了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境界，而且还促使他产生一种创作冲动，要把这种境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因而他的笔下，黄兴的一举一动都如此鲜活生动，都带有温情和热度：“在武昌搏杀的日子，黄兴抽空去了屈原的纪念馆……一个湖南书生到了屈原的诞生地，他要在这里抽刀断水，要在这里挥洒热血。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这样重叠，或者说是一种互动，是一脉相承……黄兴甚至要把年仅14岁的儿子带上战场，深深地说‘努力杀贼，一欧爱儿’。那幕场景，让人心碎。”这里，既有黄兴悲壮的展示，又有作者发烫的议论。当作者把审美观照中这瞬间的感悟，经过内在强化后，就形成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证存”的“不朽之文字”。读者阅读到这样的文字，就会“觉诗人之所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这种“自得之”的审美享受，便是读者对作者塑造的境界作出的审美反应。基于此，冯伟林的《书生报国》至少呈现了以下四个层次的境界： 　　首先，是黄兴生命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境界。“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是黄兴的生命过程。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黄兴用无私、智慧、责任和豪情打拼天下，赢得了众人的拥戴。但当陶成章等代表七省的同盟会员发表联合声明，推举黄兴出任总理时，在名利面前，黄兴的英雄境界表露无遗：他舍“小我”，为“大我”，不能容忍同盟会分裂。“长剑倚天外，匹马定中原”。他孜孜以求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国利民福的惟一宗旨！ 　　其次，是冯伟林从中感悟到的境界。英雄不论成败，失败也是英雄。比如拿破仑，比如项羽，在作者眼中都是如此。黄兴在广州组织暴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壮举在作者的感悟中，“就像精卫填海，就像夸父逐日，表现了一个书生报国的壮烈。” 　　第三，是作者“以手写我心”创作出来的境界：作为一个屡败屡战的英雄，黄兴打倒了再站起来，打落牙齿和血吞。作者用心塑造了一个“一身戎装，一支短枪，一双眼睛是毅然决然的神情”的真心英雄。尤其可贵的是，为了民族大业，这个英雄“甘当配角”。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对一次又一次机会而选择放弃的人，屈指可数。试想，“谁有这样的襟怀？谁有这样的美德？谁有这样的宽容？”但黄兴做到了，他选择以“放弃”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人格完美。 　　最后，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真切感受到的境界。人固有一死，但黄兴的死留给天地的是一片空旷，留给子女的却是一堆账单和“一身债务”，以及一句振聋发聩的遗言：“为天下苍生哭。”这样的境界犹如“大江日夜流”和“长河落日圆”一样，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发人深思，引人怀想。 　　那么，冯伟林为何能够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境界呢？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我谓作诗者，其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