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私企的罪与非罪.docVIP

PAGE  PAGE 8 腐败，私企的罪与非罪 　　关键是有人卖而不是有人买 　　 　　老板们的“罪己诏”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再次遇到了自身是否清白的质疑，只不过这种质疑与腐败这潭混水已然交融在了一起。这一关联的引出，其实最早源自于腐败问题丛生的中国足坛。2001年12月14日，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一起联合召开了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和宋卫平怒称中国足坛大环境的黑迫使他们不得不参与那些黑色交易。这在中国足坛乃至法律界掀起轩然大波。 　　由此，舆论开始把自己的视线进一步延伸，各界人士以及各路媒体不断追问：私营企业主行贿如何界定？ 　　就在人们对于上述问题持续关注之际，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的声音从私企老板们自己的口中传出。在最近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云南一私企老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骂腐败，但你们想没想过，这些腐败是怎么来的？贪官又是谁喂出来的？我认为，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搞出这么 多的腐败，我们企业界是有责任的。 　　这番被认为比当年李书福、宋卫平们更为自虐的罪己诏，似乎准确地抚摸到了老百姓们那一颗颗愤怒的神经元。 　　 　　私企原罪说 　　 　　 从牟其中诈骗、刘晓庆逃税，到杨斌、周正毅等案，富豪的落马速度似乎越来越惊人。 　　接二连三有私营企业家从富豪的金字塔上被拉下来，更引发市场忧虑，各地银行一度收紧对私营企业的贷款，有的地方工商、税务检查也将私营企业作为重点。 　　更多的文章指责私营企业带着原罪，存有天生的缺陷，质疑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并且，随着富豪们先后出事，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其诚信更是受到人们普遍的怀疑。 　　私营企业的原罪论一时为国内媒体和学者广泛关注。原罪除了是指私营企业在初始阶段利用的均是社会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外，另外一个让民众甚为认可的推断就是不少私营企业的运转和维系大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比如说以行贿进行权力租赁。 　　因此，在不少人眼里，私营经济的罪过不是它自己乱花钱的问题，而是因为它的钱花的不是地方。换句话说，在当今反腐情结极为浓厚的老百姓心中，任何成就腐败分子的勾当都被会视为罪大恶极，并以无风不起浪的思考惯性对其处以道德上的极刑。私企原罪说因之诞生。 　　曾几何时，诞生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私营企业曾经简直就是官倒的近义词。更为可怜的是，在二十来年中国财富江湖的游艺过程中，它们的政治名声更多地是与腐败挂钩，使其本来就根底浅薄的成长之路越发曲折多变。 　　但是，纵观民间对私企行贿近乎井喷式的抨击，大多流于满足口舌的一时之快，而对于它们原罪之外的原因缺乏深入的思考。 　　 　　公款行贿比例高于私人 　　 　　 当年，江西省检察机关在对盛极一时的巨贪胡长清立案侦查时发现，在涉嫌行贿的10个人中，其中6个人是被称为大款的民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大款傍大官的关系模式成为众多腐败案件中不可或缺的故事情节。 　　对此，一个比较集中的舆论观点认为：尽管近几年私企发展迅猛，但由于在人才、资源、社会地位上许多私企无法与国企抗衡，使得一些不甘人下的私营企业家心生不平，另辟蹊径，于是把目标瞄准了官员队伍。 　　但是，如果把腐败完全归结于私企的独特贡献，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据近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有统计显示，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80%的行贿者是用公款行贿。中央编译局一直研究公款行贿的何增科教授介绍，公款行贿所占比例要高于私人。河南省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2002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高达60%多。山东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年～2003年审理的贿赂案中，公款行贿比例更高达82.7%…… 　　而对于私企行贿是不是中国特有现象的问题，2002年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 曾公布过一个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 BPI），透明国际主席彼德?艾根强调，我们的指数表无可辩驳地显示，许多来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里以犯罪（行贿）的手段来赢取合同。这也就是说，那些一向被国人视作学习榜样和追赶目标的跨国公司，同样也是腐败市场的一只绩优股。 　　 　　权力的卖方市场 　　 　　 让中国众多私企怀有原罪感的一种解释，就是它们对于权力的寻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生存常态。据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1554位被访业主表示，2003年他们总计纳税145064.5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26465.9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8.2％。另外1478位被访业主则显示，2003年他们企业税后净利润为168022.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为25573.6万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