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文本，与文学史对话――评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docVIP

PAGE  PAGE 4 立足文本，与文学史对话――评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先生的学术论著《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于2008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格局编”、“情感编”、“艺术编”、“起源编”和“史论编”。论著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立论基石，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考究。 　　书名《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向我们透露了两方面信息，一是研究对象，二是研究方法――论著以科学社会学方法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观照文学，在考察了工业文明如何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生产、作家写作以及读者阅读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起源及其版图划定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并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首先，关于这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就是作者以细腻、精彩的文本细读充实于理论推衍的始终。之所以如此看重著作里的文本细读因素，是因为我注意到，在近几十年的文学研究中，认真阅读作品的人越来越少，而空谈理论的人却越来越多。一些做文学研究的人，迫于理论创新的内在焦虑，急功近利地操持起贩卖理论的行当，而无视于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底线――文本细读。我们说，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不可规避的出发点，一旦研究主体绕开了这个起点，耽于理论的臆想，不仅无法触及文学内部的美学品格，也无法显影外部力量在文学中的投射。眼下的一些所谓文学研究，之所以面目可憎，相当一部分问题就出在理论过剩和阅读缺位上。相比之下，栾梅健先生的这部文学研究专著，则真正体现了作者对于文本细读的高度重视。比如，为了给通俗文学正名，重估被文学史压抑的通俗文学的价值，作者并没有进行繁冗空洞的说理，而是叫作品自身站出来说话。论者从晚清民初以来的通俗文本中，挑出了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小说，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吴沃尧的《恨海》、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等等，通过对这些具体文本的细读、阐释，论著为读者敞开了遮蔽已久的通俗文学的原生状貌，也彰显了通俗文学蕴涵的丰沛的艺术魅力。 　　此外，在这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中，诸多原创性观点的提出，是它的又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在“情感编”的第二章“小城镇意识与现代作家”里，作者指出，工业文明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期里，新兴的社会、经济因素投射到作家身上，使创作中出现了一种介于“都市意识”与“乡村意识”之间的“小城镇意识”，这种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遗憾的是，“小城镇意识”在此前的文学研究中一直是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而栾梅健先生则不仅发现了这一文学现象，更是首次对之加以命名。当作者首次提出“小城镇意识”这个说法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诸多学者的响应――吴福辉先生曾在1997年第四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后记”中这样写到：栾梅健提出的“小城镇意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崭新见解，它富有新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另一个发人深思的原创性观点，即在“理性原则与人文精神”一章里，作者通过细读《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之后，进行了这样的发问：“在一种正义的名义下，鲁智深就可以用一种玩赏的心态进行残酷的杀戮吗？他秉有的道德激情可以形成他杀人的理由吗？以往人们似乎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责怪鲁智深，而是高声为鲁智深出手不凡的武功喝彩。”显然，栾梅健先生的这个视角是很有新意的，可以说多数人在阅读这部古典名著时，都是默认了鲁智深的行为是一种嫉恶如仇的江湖义举，而恰恰忽视了其打人致死的不人道和非理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栾梅健先生所提出的《水浒传》实则是将“道德激情”作为“价值标准”来结构故事情节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新颖且引人深思的。 　　通过前四个部分细致的文本细读以及层层深入的论述，栾梅健先生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史论编”中，水到渠成而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一直以来把“五四”和《狂人日记》视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文学史分期理论的迷误与缺失”。“在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等等都纷纷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不久跨入到工业文明的行列，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等等也都呈现出与古代传统重大转型的面前”，论者作出了令人警醒的发问：“为什么是文学？为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要迟缓到‘五四’时期才出现？为什么文学要比其他的精神文化种类晚上几十年才转型？”论证了李欧梵先生、章培恒先生等人的相关论点之后，论者经过慎重深入的“摸索、揣摩、对比、感悟”，理性而坚定地指出，应当将出版于1894年的通俗小说《海上花列传》定为现代文学的起源之作，而非是一直以来大家所认定的《狂人日记》（1918）。在接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