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的解读的论文.docVIP

　　对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的解读的论文 　　【本文提要】本文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切入，解读“感动中国”这档由央视这一国家组织意义系统和信息处理器平台主办的栏目，是如何以仪式的形式，通过组织建构与传播巧妙置入，将组织的意义、意识形态投射到形形色色的观众面前，不仅调动了公众情绪，也提供价值参照系、满足了公众对“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的饥渴，从而完成将国家意识形态置入其中的使命。 　　【关键词】“感动中国”国家意识　组织传播　精神价值 　　自2003年创办以来，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感动中国”年度评选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电视屈指可数的标志性栏目，不仅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品牌”，也被认为是“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电视媒介事件”。 　　对于《感动中国》这样一档迅速获得高度成功的栏目，学界的关注自然并不少见，笔者这里试图从组织传播的“通幽”曲径出发解读“感动中国”。作为央视这一国家组织意义系统和信息处理器媒体平台主办的栏目，“感动中国”是如何通过组织的建构与传播，并以巧妙的置入形式，将组织的意义、意识形态投射到形形色色的观众面前，完成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和再现。 　　组织传播理论认为，作为一种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人为组织，组织结构是深藏在组织内部各要素的组合形式。对媒体而言，这种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特质具体表征为：在媒体组织结构过程中，“媒体的权力、责任与意识形态渗透其中，沿着媒体组织结构网络的边缘扩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素有“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之称的“感动中国”栏目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自我加冕的一个重要仪式：平民英雄被群体形象化，个人的精神价值提升到大国民层面，最终让这场媒介庆典变为一次国家（组织）在场并强化的有效组织传播。. 　　仪式化的庆典：无所不在的国家意识 　　两种传播观是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ｗ·凯瑞30年前在其《传播研究的取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这两种传播观，一种是以信息的空间扩散为主的传递观，另一种则是与分享、参与、交往、意义再生产为核心的传播仪式观。前者的核心是信息的辐射和传递，后者的核心则是召唤和聚合。凯瑞的两种传播道出了在信息传递之外这一层内涵，所有参与传播的人再现社会共享的信念和意义，从而构建有序的、有意义的、作为人类行为控制器和容器的文化世界。 　　讲究的现场灯光、精心设计的舞台造型效果、长长的红地毯、高高挂起的聚光灯、庄重的音乐，乃至宏大的画面和煽情的解说词，“感动中国”或许称得上凯瑞所定义的传播仪式。正如柯尔迪（n.couldry）对媒介进行类型分析时界定了“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现象，这种作为仪式的媒介庆典，借助其强大的仪式符号，有更为丰富的结构形态和实践内涵。正因如此，“感动中国”栏目也为国家作为组织巧妙地置入其意识形态，提供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或许，在观众眼中，“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和其他传统的典型宣传大不相同。因为“感动中国”评选出来的人物，都是“草根英雄”，他们来自民间，他们是朴素的、公平的，更是由老百姓自己公推公选出来的，因此也称得上是民心所向。可如果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看似是草根英雄人物评选庆典背后，挥之不去的，仍是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的“影子”。 　　据首届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执行主编张向东回忆，创办这一栏目的原因，是他们“一直渴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职业新闻人的敏感以及符合国家新闻规范的价值理念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年度新闻人物”。当时的创办者达成了共识，这档节目首先要“符合‘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宣传口径，其次又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当代中国人高尚的情操和精神风貌”。这就不难发现，作为资深媒体人的张向东，确实也想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为这个栏目树立新闻专业的标杆；但在新闻专业主义标杆之外，单从节目定位而言，这一节目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相比之下无疑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组织）的符号和国家作为符号出现在这场庆典仪式中就显得非常自然。 　　如果进一步深入观察栏目的前期流程，也不难发现cctv“感动中国”的国家（组织）符合和影响。这档栏目采取的是“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这一运作模式，正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的特殊权利——央视与全国各地的媒体合作成立“全国感动联盟”，整合地方多种媒体间的采编资源，比如省市报纸和电视台需要在本省制作诸如“感动本市”的年度人物评选，然后将评选的结果呈送给中央电视台，再由中央电视台在这些人物中进行遴选。据统计，历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曾与全国近百家媒体进行了联动。 　　中央电视台借助其自身的媒介政治资源，以媒介仪式的表现形式，为国家（组织）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现提供了渠道。而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国家权力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于“感动中国”的故事叙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