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远比赚钱更重要.docVIP

人心远比赚钱更重要 　　有人称我是中国地产史上著名的“权威挑战者”。六七年前，我瞪大眼睛高喊要超越万科、销售过千亿。我一手创立的顺驰给我带来了无限荣耀与非议。随后即是无尽的伤痛――激进的扩张导致风险失控，最终让我成为房地产规模崇拜的悲剧标本。 　　之后我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到了另外一家公司融创身上。赴港IPO（首次公开募股）三次失利，我就来第四次。现在的我从容了许多，原因之一是2011年融创前三季销售达到135亿元，业绩逆市增长超过一倍。当你再问我融创的未来展望――譬如和万科相比时，我用平淡的外交口吻说：“我已经不再去想什么规模了。做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产品与风险控制。” 　　这一切全拜顺驰所赐。如果不是4年前的那次跌倒，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东山再起。 　　顺驰是我永远的痛 　　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和我的几次谈话，不经意预言了我此后十几年的命运轨迹。我二十多岁时在联想公司已经一鸣惊人――凭借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挑战权威的蛮劲成为联想少壮派的领袖，但后来我与柳传志反目成仇，并进了监狱。柳传志在我出狱后以50万元助我创业。 　　2004年年初，在顺驰开始全国扩张的第二年，柳传志托人向我传话：小孙太急了，做企业不能跑，而且在扩张时一定要注意资金链，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满了。 　　此时我已很难听进去。我自负地认为自己超前地看透了房地产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于是我采取分期支付土地款、缩短从拿地到开盘周期等方式，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到了极致，就像是“十个瓶子两个盖子”。我宣称：顺驰将在3年后达到1000亿元的销售规模，从而一骑绝尘坐稳中国地产业老大的位置。 　　高速前进的顺驰没有坚持太久，资金链断裂，管理失控，香港上市杳无音信，私募在签字前夕撤走，我对顺驰战略的偏执终将他陷于绝境，2006年9月，香港路劲基建通过注资的形式获得了顺驰的绝大部分股份，为了保存顺驰的品牌和团队，我将自己12年的心血几乎是以白送的方式让出。 　　顺驰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卖掉顺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下属面前掩饰了自己的失落。2006年年底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吃饭，席间我突然提议去KTV唱歌。整个晚上我就唱了两遍崔健的《一无所有》――几乎是歇斯底里吼出来的。 　　2007年年初，招商银行年终答谢会上，身处艰难时光的我又遇到了柳传志。这位老字辈创业者再一次认真地对我讲：“你做企业别的都挺好，就是有一点，太急躁了。如果把心态稳一稳，我相信你能再次起来。” 　　这次柳传志的话奏效了。在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3年后，我在2010年带领着我的融创重回聚光灯下――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我完全吸取了顺驰的教训――规模扩张过快、现金流管理混乱、几乎没有风险控制意识。这个经历让我想得更开了，但我没有后悔过。 　　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我犯错误的时候都在我年轻的时候。 　　永葆创业时的热情 　　我又怎能真正地将顺驰忘却。多年之后，我仍极其反感别人对于顺驰的片面嘲讽，包括我在内，每个在顺驰呆过的人，都很怀念那段日子。 　　我一直被描绘为一匹被速度击垮的著名黑马。但如果换到中国房地产史上的其他时期，顺驰或许就能避免陨落的宿命。 　　卖掉顺驰后，我的诸多老部下也并没有离去，而是跟随我来到融创，一家彼时还处于襁褓阶段的地产公司――包括陈恒六、马志霞和荆宏在内的管理层一直相信我能东山再起。 　　在融创，我依旧保持着顺驰创业时的热情。我的妻子及孩子都在纽约，我每年只有2个月的时间陪他们旅行。在国内我每天7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除了工作就是锻炼和读书。这个曾搞得房地产天下大乱的男人没有其他爱好，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人没有活干就死得快。 　　顺驰的教训并非没有益处。因国美股权纷争而被熟知的贝恩资本，在全球投资房地产行业的公司唯融创一家。不过融创的故事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充满了戏剧性。若没有2007年伊始雷曼资本的投资，融创当时亦岌岌可危。2008年，我开始筹备融创上市。我没有料到，金融危机爆发了。2008年9月，我们的私募投资者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 　　2009年8月，接手雷曼兄弟投资的人来到了我面前。贝恩资本与德意志银行以8∶2的比例受让了雷曼的1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一样看中的是我的个人经历。2个月后，融创通过港交所聆讯，计划于12月18日挂牌上市，但就在12月14日，由于基金经理们反应冷淡，融创宣布暂停上市。这是上市计划第三次夭折了。 　　但偏执狂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此后我一边继续拿地，一边在天津市政府的帮助下，使路劲基建撤销了对我持有2年之久的诉讼，扫除了投资者的心理障碍。加上市场有反弹迹象，融创10个月后“修成正果”。 　　我更适合做艺术家 　　在最近2年，不管是在美国的家里，还是天津或北京，我都坚持每天在跑步机上跑一个多小时、12公里，为此我看完好多部美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