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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市场失灵与去功能化 　　摘 要 借鉴世界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京津冀处于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使核心城市以个体最优为重主导区域发展，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导致资源内部损耗，出现偏离区域整体最优的市场失灵。此时，亟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打破三地各自为政的博弈困局，对核心城市去功能化，引导各城市专注于单一功能，集中资源发展差异化的主导产业，形成绝对优势。同时，降低公共服务差异，构建区域交通、通讯网络，扩展市场面临的政府行为疆界，促使京津冀向功能分散的成熟城市群过渡。 　　关键词 京津冀一体化；整体最优；市场失灵；去功能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6-0056-07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群已经成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空间的高级形态。成熟阶段的城市群内各个城市产业间分工明确、优势互补；整体来看，各城市相互配合，形成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成熟阶段的城市群能够恰当地诠释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在区域发展层面的内涵。京津冀地区不仅是带动环渤海地区乃至北方发展的核心区，对其他区域的协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为此，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的目标。此外，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大国战略，呼唤我国区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提升，京津冀一体化任重而道远。 　　基于此，本文将对世界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加以总结，分析市场机制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局限，以及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是如何有效介入，二者有效配合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发现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探讨应如何在遵循市场机制前提下，合理发挥政府调控的力量，有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一、初级阶段以核心城市个体最优为主导 　　纵观世界成熟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城市群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核心城市为主导的，市场机制是主要的驱动力量。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核心城市由于先天资源优势、地理位置或者政策扶持吸引人口聚集，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此时，城市内的分工可以带来专业化经济的好处（杨小凯[1]，1998），即个人或企业专注于提供一类产品或服务时，由于专业经验积累，产出会由于投入的专业化而增加。因此，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核心城市内出现产业分工精细化，伴随着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各行业间关联程度的加深，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吸引更多人口和企业涌入城市，带来产业集聚的好处。而这又进一步促进城市内的分工精细化，使城市成长为区域内的经济核心。这一阶段表现为核心城市壮大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主要特征是资源聚集和分工深化。 　　然而，专业化和产业集聚也具有负面影响。专业化经济驱动下的城市扩大和分工精细化必然伴随着交易效率下降（杨小凯[2]，2003），具体表现为企业间运输、搜寻、谈判、合约等活动所需耗费的交易成本上升，以及地价、通勤等成本上涨，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随着核心城市的扩张，负面影响的加深会逐渐抵消分工带来的好处，这决定了核心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张，必然要将部分企业迁移到周边区域。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产业中单位土地附加值较高的分工环节将保留在核心城市，而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将转移到周边区域。这种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即是都市圈的概念。从空间结构上看，呈现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放射状分布。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低附加值分工环节向周边城市扩散。 　　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主导下，在对专业化、集聚效应与交易费用进行两难权衡之后，资源呈现出从聚集到分散的产业分工和地理分布。分城市来看，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产生辐射带动这一正面效果的同时，伴随着极化效应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源于以下3个方面：其一，核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巨大的先发优势，如发达的科技、便捷的交通通讯系统、完备的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雄厚的资本、集中的消费市场以及企业总部和政府部门集聚；其二，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城市越高，企业就越有可能从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得利益，提高了核心城市对高附加值分工环节集聚的吸引力；其三，乘数效应进一步促使生产分布的极化，即由于产业集聚，势必要求配套服务业在该地区相应发展，这就引起了人口增长，又会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加速发展。这种乘数效应一轮又一轮地作用，进一步推动了两极分化。 　　可见，在城市群的初级阶段，以核心城市追求个体最优为主导力量，极化效应会使各个产业出现横向分割，也就是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相脱离，附加值高的环节，即优质资源不断向核心城市聚集，周边城市由于后发劣势，只能被动承接核心城市各产业的低附加值或高污染环节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