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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去”与“留” 　　取消不当的行业政策，减少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行为和力度，破除企业对市场的垄断，给予市场参与主体均等的机遇、权益、身份 　　站在改革攻坚的十字路口，中国已经不得不做出选择。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府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在历史转折期曾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市场意识已经普及的今天，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已经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的今天，产业政策该“去”还是“留”？中国要如何打造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是保护着一亩三分地的固有利益，还是打破藩篱迎来更具活力的市场繁荣？ 　　论坛主题之二“市场公平竞争与反垄断高级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如何破除垄断、打造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经济发表了看法。 　　理想中的市场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明确市场改革的方向。 　　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存在时间与改革开放的时间大概相等，计划经济时代的机制仍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和遗留，尤其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遗留下来很多弊端。 　　在国有经济占主体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产业政策自然为政府干预市场开了“口子”。 　　上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占比在70%以上，财税政策尚未改革，民营经济还未达到一定的活跃程度，所以，在涉及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的领域，国有企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满足社会需求，扶持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必然途径。“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主导、依托国企、产业政策、大规模投资”的组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国以较快的时间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在计划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产业政策的正面效应应当肯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表示。 　　现在，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是，政府通过干预产业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的做法仍然存在，以致开始影响到经济的运行。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森指出，为了保持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清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培育新的可持续的增长动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表示，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要让市场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有效率的增长，主要发挥两个功能：一是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在经济活动中形成对委托人和代理人共荣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功能都要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来实现。 　　现在，中国经济运行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曾经以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拐点，必须建立有活力的市场机制，才能激发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江平认为，用竞争政策催生新动力，应该说最有潜力、最有效率，“过去我们有一种误区，认为经济的新动力往往都是来自新兴产业，所以我们规划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说乏善可陈，反而是突破了制度束缚的互联网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的希望。应该说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受到的这种束缚是相对比较少的，也没有人去规划它，但是它现在成为了我们经济的希望。”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张汉东表示，随着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应该更多依靠竞争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明确，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充分的市场、公平有效的市场。 　　如何实现理想市场？ 　　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确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就中国而言，市场作用被弱化的原因在于，不当的产业政策造成了市场的垄断，而法治的弱势造成了权益被保护不到位，违反法律的成本太低导致不正当竞争。 　　要建设一个理想的市场，需要从因果关系入手，明确该做和不该做的边界。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林至人认为，要破除垄断、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应该有一整个的改革制度、框架，也即顶层设计。” 　　首先明确产业政策的边界。明确边界，不代表政府干预不对、产业政策不好。通常，产业政策分为垂直产业政策和水平产业政策。 　　“垂直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支持和振兴特定的区域、行业或企业，水平产业政策是一种普适性的产业政策，用于向创新投资、研发、跨行业等特殊经济活动提供无差别的支持。它覆盖更多的行业，而不是有歧视。”牛津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Derek Morris认为，“尽管垂直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复苏过程中能产生一些成效，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些成效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当前处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过渡，从垂直产业政策到水平产业政策的转变非常关键。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垂直产业政策在中国就要被完全抛弃。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处于并且仍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并且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基础薄弱，这就决定了在某些不适合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