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讲义.docVIP

初唐四杰 概说： 其时为太宗之后的高宗后期至武后之初期约十余年，主要生活在高宗武后时代（七世纪70—80年代）。 期间诗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代表着新一代诗歌风貌的“初唐四杰”登上舞台。 “高宗朝，（宾王）与卢照邻、杨炯、王勃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 【诗歌变化】 首先是作家地位出身的变化： 四杰是一群地位不高而才名颇盛的年轻诗人，故而无缘也无须应酬最高统治者之奉和、应诏之类。 其次是思想情感的变化： 他们沉郁下僚，一生在宦游中渡过，并不得意的一生，故其作品也有人生实感，前期诗人则不然。 但其眼界尚不够开阔，其人生实感不同于盛唐诗人之直接抒发感慨并与社会联系，而他们只担心个人的命运、焦虑。如仅骆宾王《帝京篇》等有讥讽，但亦不直接涉及最高统治者，故其意义亦不够高，较之前期，仍有一股新鲜活泼、生动爽健的生活气息。 既憧憬又低沉：一般情调较低沉，若王勃《送薛华》——绝少伪饰、绝少虚情、绝少装腔、绝少矜持。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具有十分感人的力量。 第三是诗歌题材的变化： 前期以太宗为中心的宫廷诗人所创作的宫廷诗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写作内容，究其所以，一方面是囿于生活范围的局限，无法将其笔触伸展到宫廷以外的广大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在皇帝身边又多虚套唱和、宴饮应制，有时还为身份所限而不得尽情表现自己所不关心的题材。因此前期诗歌虽说是从六朝的深宫中解放了出来，但它的的确确又被幽禁在宫廷中，锁定在朝廷上而无法冲破巨大的“场合”限制。 四杰则不然，他们既无生活环境的限制，也无身份地位的局限，因为他们也就能够将文学从宫廷中解放出来，赋予它崭新的活力、赋予它崭新的内容、赋予它崭新的用途。 1、四杰一方面不满宫廷诗作狭窄的内容，热切要求书写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悲欢离合的人生感慨 2、一方面亦由他们宦游之生活经历：山川、城邑、寺观、古迹、朋友离别诸如此类，从而推动诗歌表现范围“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咏古感今、抚时伤己、干时言志、羁旅别绪、从军征戍、帝京生活之类的作品。这一类题材中除少数是前期略有表现的外，绝大部分是这一开始独有的。最为明显的是边塞作品的增多，这既是高宗朝不断地开边征战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文人投笔从戎求功名的表现。 由于文人深入边疆、亲临战场，因而他们的边塞诗具有以前不曾有过真实感和厚实感。如骆宾王广为传颂的《夕次蒲类津》，至于他长篇古风《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竟达三百八十言之多，这在有唐一代的边塞诗中也是少有匹敌的。 第四是诗歌形式的变化： 变化的方向是反对宫廷诗呆板的形式而使之更加灵活多变，反对宫廷诗浮靡语言而使之更加切实，反对宫廷诗浓厚的书卷气息而使之更加富有生活的气息。 语言形式：虽未完全摆脱梁陈文学：“采力竞繁”之影响，但能比较畅达的气势来驾驭文辞，使之流丽矫健，纪昀有一句话颇中肯綮：“装点是四杰本色，然有骨有韵，故虽沿齐梁之路，而能为唐世之音。” 因而四杰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其两重性：一方面是缘陈隋之旧迹，词旨华靡，另一方面则是开有唐之新境，意象翩翩，故其：老境超然胜之 诗歌形式： 宫廷诗呆板堆砌物象的五、七律至此大多凝聚为八句或四句的律、绝短章，减少了景物罗列，增加了诗歌的抒情功能。 此外，其他诗歌形式也有突出的表现，如王勃的七古《滕王阁》虽为古体，但语言整饰正呈现出向七律过渡的趋势：七言绝句、五言绝句也有一些非常成熟而且优秀的作品。 诗歌形式方面还出现了大量的长篇古诗。如 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在江南赠宋五之问》、《从军行中行路难二首》、《帝京篇》、《畴昔篇》 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怀仙引》 杨炯：《奉和上元酉甫宴应诏》《和刘长史答十九兄》 王勃：《采莲曲》、《临高台》等等一批以抒情为主的长篇大作。 这种形式的出现正是与诗人勃发的思想感情、充实的生活内容互为表里的。 在前期宫廷诗还少有乐府诗题的出现，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乐府诗题的出现，表现出四杰在从宫廷诗风中解放出来的同时还注重向乐府民歌学习。 王勃：《江南弄》、《秋夜长》、《采莲曲》 骆宾王：《王昭君》、《从军中行路难》、《从军行》、《悼歌行》 乐府诗题的运用也为初唐后期及盛唐乐府的大量运用以及中唐乐府的畅行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3）理论变化： 四杰自觉起来抨击上官体。 四杰分说 一）王勃： A、王勃其人 字子安。唐初著名史学家王通之孙，初唐著名诗人王绩之侄孙。王勃早有才名，他与卢照邻都企图改革当时“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 B、王勃其文 其诗或抒发个人感情，或抒发政治情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