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死亡也是一种生命意识.docVIP

敬畏死亡也是一种生命意识 　　杨绛老先生仙逝了，享年105岁。一个寿过期颐的老人去世，绝对是“喜丧”了，功德圆满之人，才能享此福寿全归的殊荣。老人离世后，网上刷屏最多的感叹也是“一家仨人终于团聚了”。 　　记得杨绛先生百岁诞辰之时，《中国图书商报》对我有过一次采访，网上还能搜到只字片语。这些评价仍能代表我今天的观点，引用如下： 　　“杨绛先生的作品我至今仍常置案头。在我心目中，她是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都是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作品，我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而悲凉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呈现出杨绛独立的精神与文学追求。她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良心。” 　　杨绛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她的语言，这也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贡献。或许因她对英语和法语的通晓，包括她的翻译和创作经验，使她对白话文的感受和思考比很多作家走得更深，也别具一格。杨绛先生不仅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学风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领略了白话文的淡泊与含蓄之美。这淡泊与含蓄，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使汉字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像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有着精妙而均衡的表现力。这种独特的语言与审美经验，在当代几成绝响。 　　不动声色的苦难叙事 　　先生虽活过了百岁，看她的生平，仍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她真正的创作是从古稀之年开始的，在很多作家停止写作的时候，她才重新拿起了笔。在一个荒唐的年代，她不愿拿起笔，这是她的风骨，也是历史留给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30年的创作空白期，她的创作又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如她在《干校六记》中写到俞平伯时所言：“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不过，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 　　杨绛先生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并未停止记录与思考，这从她的很多作品都能读到。但她与其他被伤害者开口言说的方式又不同，她留下的不仅是含着血泪与激愤的史料，更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她在写作之初，就有一种清醒的作家意识，与自己描述的苦难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经历的一切，所以她的笔调是隐忍的，而非控诉的；是含蓄的，而非怨恨的；是人性的，而非政治的，如她自己所言：“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 　　但她对一个时代体悟的深度与细腻，却无人能比，所以在伤痕文学的喧闹过后，她的作品越来越现出分量。她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处处暗含批判的内核，只要稍有文字经验的人，便能从她描述的细节体会到那个时代的反人性之处。杨绛先生始终关注的只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情感与被时代左右的命运。她带着一份宽恕之心，写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种更为严肃的还原真相。她已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只把对人性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 　　从杨绛先生早年的喜剧写作，及对《堂吉诃德》的翻译可看出，她对反讽素有研究。这也是她文本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一切人都可能是她反讽的对象，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反讽写作本身便需要一种超然于自己和周遭的立场，这也是杨绛在写作中的立场。她不只是从政治或历史视角来考察时代，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类与人性的视角，也就是说除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外，我们人性深处也始终存在着一种难以避免的荒谬。 　　这其实是一种“避轻就重”，因为它包含了对人类无奈处境的抗拒，她的悲哀带着人与生俱来的悲哀。如她在《洗澡》前言中所言：“假如尾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尾部，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使用酽酽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当众洗澡当然得当众脱衣，尾巴却未必有目共睹。洗掉与否，究竟谁有谁无，都不得知。” 　　荒唐的道德审判 　　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杨绛先生离世后网上涌出的另一种声音，仍如历次政治运动一般要杨绛先生“割尾巴”。很多话语竟来自我认识的朋友：有称她为“鸡汤大师”的，有称她只是“心安理得地写写自己的岁月静好”，有说她“时时刻刻的自保意识和隐秘的利己”的，有说她“精得鬼样”的，而这些言论大多来自在我看来更为“冷刻、精明”之人。有些人可能根本没读过杨绛的书，读了大概也没读明白。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在古稀之年才能相对自由地拿起笔的老人，记录下自己的苦难，多么不易。为何很多幸存者不愿开口说话，实际上，让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