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公平的理性“谏行者”.docVIP

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公平的理性“谏行者” 　　贫困现象与教育问题，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乐施会在关注贫困、农村发展等问题的长期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扶贫先扶智，发展基础教育是扶贫的重要治本之策之一。 　　 　　为此，乐施会以确保贫穷人群获得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服务为主要目标，与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共同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们密切关注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问题，因地制宜地投入资源改善西部农村边远学校和教学点的“软硬件”，在贵州、甘肃、云南、青海及北京等地实施开展学校援建、志愿者支教、教师培训、乡土课程开发、双语教学、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项目，历年来共开展基础教育项目219个、投入资金超过6400万元，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 　　乐施会的基础教育项目很好地展现了乐施会一贯倡导的综合项目手法，即在基层社区开展项目的同时，进行相关调研及政策倡导，推动政策的完善，为受影响人群带来最大程度的改变。 　　深入调研，理性建言，坚持推行乡村教育公平 　　2012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从朋友电话中得知这消息时，乐施会基础教育项目官员杨兰正在一座乡村小学的项目工地上，卷扬机的噪声很大，可每个字她都听得真真切切。“这标志着一刀切式的‘撤点并校’被叫停了。”杨兰仍记得，放下电话她就躲到个角落掩面而泣，她觉得为之奔走的十几年很值。 　　“撤点并校”摒弃了“村村办学”方式，对农村学校进行大规模撤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2001年之后又成为指导农村基础教育的国家政策。 　　杨兰介绍，“撤点并校”政策的本意是为整合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可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出于压缩教育投入、推动城镇化、攀比跟风等非教育目的，以超前布局规划、一刀切的方式，将一些该保留的农村学校也一撤了之，严重背离了农村学校撤并实际需要和初衷，引发了不少争议，也引出新的社会问题。 　　早年在农村进行过乡村民俗田野调查的杨兰，记忆中的中国乡村，是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可不切实际的撤点并校，在一些地方导致学校大规模进城入镇，乡村学校则日渐凋敝，农村教育呈现出“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超5成、教学点减少了6成，农村初中减少超1/4。 　　 　　对一个耕读文明延续千年的民族，如果琅琅书声在村庄上空突然消失了，那将会是最痛的乡愁。乐施会自2001年起开始关注西部农村教育的基础教育项目，杨兰参与的项目就主要是针对基层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的，所以，他们对“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 　　乡村学校大规模的撤并，导致一些孩子不得不靠双脚奔波在漫长艰辛的求学路上。虽然已从陕西岚皋县漳河乡中心小学毕业，求学路至今仍是李庭丽的梦魇。李庭丽的家距离学校单程有25公里，不通班车，每次回家对她来说，都是次冒险。路上遇到暴雨大雪天气、滑坡路塌的情况，她只能中途借宿，有家难回。 　　为何不选离家近点的学校？事实上，李庭丽没多少选择余地，撤点并校后，漳河乡方圆近三百平方公里内只剩下两所小学，她只能选各方面相对好点的。 　　公益之大者，莫过于倡导国家政策的调整、改善。 　　 　　乐施会开始积极寻找关注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先后在多省区同时开展调查研究。自2001年始，乐施会持续支持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结合撒点并校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特点，围绕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与解决方案等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研究。调研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撤点并校”的负面影响具有普遍性。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为适应集中办学而发展寄宿制学校，普遍缺乏食堂、洗浴、热水供应等配套生活设施，农村小学生中寄宿生的身高，在不同年龄段均比走读生低3至5厘米，寄宿还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中部省区每学期增加657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8元。而且，撤点并校不仅事关教育，还会对农村家庭、社区及乡村文明产生影响，执行不当会加剧乡村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亲情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荒漠化”。 　　杨兰2002年到贵州省晴隆县青龙苗寨做调查，夕阳笼罩着苗山，如泣如诉，让她心中涌动一股莫名的悲情――经济贫穷的村民全体投票表决，排第一位的期望竟是建一所学校。那时，青龙苗寨只有一所私人小学校，学费只需农户交点玉米就能冲抵，可村里适龄儿童的失学辍学率高达60%，主要原因就是撤点并校后，中心小学离青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