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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变与史诗的转轨 　　一行，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于江西湖口。现为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史、现象学、政治哲学和诗学。已出版诗学著作《论诗教》和《词的伦理》，译著有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并发表哲学、诗学论文和诗歌若干。 　　 　　《诸神的天空》是谭毅的三卷本诗集《天空史》的第一卷。无论是从其长度和规模来看，还是从“天空史”或“诸神”这样的标题词来看，这部诗集都似乎是要写成一首“长篇史诗”。同时，这些诗作在语言的微观技艺和意识的反思层级等方面，又极具当代性的特征。在我看来，谭毅试图用这些诗作表明：在当代语境中，“史诗”这种诗歌体裁的潜能并未耗尽，它仍然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空间;而且，如果诗人们真的想要处理好某些复杂的、兼具叙事性和观念性的题材，史诗即使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体裁，也是其中非常适宜和有效的一种。 　　然而，史诗体裁在当代的有效性需要一个前提：诗人必须对我们时代的写作状况具有清醒而深入的反思意识，并且有能力架设一个“道岔”，将“史诗”从其由传统规定的轨道转换或“扳”到当代诗的轨道上来。这样一种“史诗的转轨”意味着，诗人必须有能力在充分吸纳经典史诗写法的同时，重新发明出一种切合当代感受力的新的“史诗”形态。 　　就对史诗传统的吸收而言，《诸神的天空》表现出了对古典的必要敬意：“神意与预演”和“战史”部分地具有“神谱”或“宇宙谱”的性质，它们让人想起赫西俄德的《神谱》，甚至可以隐约地从中听到楚辞《九歌》的声调。黑格尔在论述“宇宙谱”这种史诗体裁时所说的话，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诸神的天空》：“在宇宙谱里提供内容的是事物、特别是自然事物的变化，是它们在火热的活动中的压力和斗争，这种变化激发了诗的想象，把发生的动作和事迹表现得更丰富和具体，所采用的方法是对纷纭万状的自然力量隐约地或明确地加以人格化和象征化，使它们具有人类动作和事迹的形式。”（《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 105―106页）我们确实可以将“神意与预演”中的诸神视为原始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和象征化。正如谭毅所说：“诸神在我看来具有可疑的、可怕的、不确定的形态，也有从自身的物质性和被观看到的迹象而来的性格。比如我将‘凝结’（促使水汽团聚在一起形成云的神，具有低温品性）、‘湿’（降雨、众生身体中的落魄感）、‘移动’（空幻、擦除）、‘萌生’（绽放星云，光芒）、‘陨落’（直线垂落、命运）等现象，都归于‘演化之神’的能力之下。……这些神明都是无法从任何一个确切的坐标上获得认同的力量。 　　它们借助投向众生的光芒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它们生活在众生的经验和称呼之中，生活在某种养分和束缚之中，但它们也可以是与众生无关的。它们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给它们定位？”第二章“战史”则是对“诸神之战”的纪录，其中太阳神率领各大行星一起反抗“轨道之神”，其结局让人想到希腊悲剧中英雄反抗Moira（命运、必然性）的事迹。 　　这些对经典史诗传统的重演和借鉴，并未使《诸神的天空》成为古代史诗的翻版。相反，即使是在模拟和重现古代史诗的某些因素时，谭毅也致力于用一种建立在当代的知识和经验之上的想象力去改写它们，使之呈现为全新的感受形态。《诸神的天空》的真正基础，并不是古代史诗和神话，而是现代知识（天文学和天文技术）和现代人所特有的知觉经验，是一种当代诗的综合意识，它将神话的宏大悠远与感知的精微切近相结合，使之在石榴般的包裹和褶皱结构起来的叙事性与戏剧性中显示出来。为了促成史诗的转轨，谭毅所架设的“道岔”，就是由多重体裁和多重声部组成的结构方略：她交替采用了短诗与诗剧、独白与对话、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叙事诗与颂诗等各种写法，并且不断调整诗的叙述角度（从“诸神”、“地球”、“轨道之神”到“月神”，其间还穿插着尘世中各色人等的视角）。这种跨文体、多视角的形式使诗集在阅读中可以朝各种方向延伸：某些章节是诸神在高处的沉思性独白，另一些章节则是众生在尘世间的祈祷;某些章节是一出情景短剧，另一些章节则是“多幕诗剧”（如第五章中的“流向”一诗），携带着谭毅从《戏剧三种》以来就形成的独特雄辩声调和幽默感。更重要的是，谭毅这些诗中体现出来的语言方式、感受力和心智综合性是完全当代的：无论是从语汇与形象来源、知觉的具体感、修辞的构成方式还是句法的缠绕层级来说，这些诗都与古代史诗、与海子等人所设想的那种“现代史诗”没有什么关系。正如谭毅在此前的诗集（如《形态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她所理解的“历史”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由圣者、英雄和经典、礼法构成的历史，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经济和制度的历史;这样一种将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视角吸纳进来的理解方式，使她所写的“史诗”从根本上与此前的一切史诗区别开来。读者们可能会惊讶于她在这些诗中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