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与中日文化交流.doc

遣隋使与中日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但是，作为唐文化的开创者与奠基者的隋朝，则是这种对外文化交流的起源，这一时期，以遣隋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序幕。 一、遣隋使来华的目的 根据中日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求佛法和学习隋文化，是遣隋使来华的主要目的；但从客观方面观察，为确保其在朝鲜南部的利益，也是日本人来华的目的之一。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地缘关系也逐渐引入了遣隋使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学习和输入佛教 佛教交流一直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遣隋使作为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常态化的一个开端，佛教文化的交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隋书·倭国传》记载了607年小野妹子率遣隋使团来华用意：“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时逐渐传播开来，并与我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民族宗教之一，成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周武帝推行极为严厉的废佛政策，毁坏佛寺佛像，强令僧尼还俗，许多僧尼扫地出门。隋朝建立后，重兴佛教。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虔诚地在三宝(佛、法、僧)之间忏悔北周废佛之罪；还多次下诏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招请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据说，隋朝有寺院3985所，僧尼236200人。 遣隋使小野妹子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这表明当时日本圣德太子为首的执政者们，已经十分了解隋朝的情况。6世纪后期，日本国内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推古天皇即位初，苏我马子势大。在此形势下，圣德太子只能谋求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抑制豪族权臣以实现天皇主政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此过程中，日本统治者发现由大陆移民传入的佛教，是统一思想的极其有效的工具，于是把佛教提升到政治的高度，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推行，使之成为国教。圣德太子在其制定的《宪法十七条》第二条中就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可见，圣德太子崇佛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他急欲从隋朝引进佛教，也是为了以此为手段，用神权伸张皇权。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派去数十名僧侣学习隋朝复兴的佛法。推古天皇十六年，为护送隋使裴世清而派遣第三次遣隋使时，小野妹子带去的8人中，僧俗各半，足见日本使团中佛教色彩之浓厚。 （二）学习中国先进的社会文化 当时，日本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急于借鉴中国政治、经济和制度，以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中国优秀文化，遣隋使中的成员，大多是留日汉人的后裔，即“归化”汉人。第三次遣隋使所带的8名成员，他们或系指定居日本的汉人后裔，或系指那些“熟悉汉字，稍通华语”的日本汉学家。 这一遣隋使团在华时间较长，为他们充分汲取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留学生(僧)返日后，对于移植中国文化以及改革日本政治均作过重大贡献。高向玄理、僧和南渊请安等3人对于645年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曾起过领导核心作用；他们带回去的隋唐律令制度(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移植为日本的重要制度，从而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的“律令时代”。 （三）稳定东亚局势，攫取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日本为打破封闭和孤寂，武力争夺朝鲜半岛，遣隋使与隋朝修好。从历史事实来说，公元598年隋朝的隋文帝征伐高句丽；无独有偶，600年，圣德太子出兵朝鲜半岛，攻打新罗，收复任那。但日本撤军后，任那再度被新罗占领。同年，圣德太子摄政的日本官方派遣第一次“遣隋使”。这几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但结合当时的史实，可以看出是日本为了同隋朝争夺朝鲜半岛，企图夺回任那，稳定在朝鲜的根据地，扩大势力采用的策略。一方面用武力干涉；另一方面，为使局面对日本有利，极力与国力强大、同朝鲜半岛有密切关系的隋朝加强联系，以取得理解和支持。 况且，对手新罗早从兼并任那的第三年(654)，便开始向北齐王朝派去使节，受其册封，继而又多次派使者到南朝的陈朝，对中国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这一信息传到日本，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的当政者们就开始寻找重新派遣大型外交使节团的机会。589年隋统一中国后，便促成了这种时机的到来。 （四）地缘因素与岛国心态 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其主要岛屿相距朝鲜半岛110多英里，与中国大陆相隔450多英里，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洋造成的障碍是难以逾越的。日本列岛与大陆的相对隔离，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社会早期发展的滞后性。地理上的相对隔离性，造成日本早期对外缺少交往，日本早期文明的发展水平比中国和朝鲜都落后就是明证。地理上的隔离效应，也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