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韩非哲学思想.ppt.ppt

第九章 韩非哲学思想 韩非子简介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战国晚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称“韩非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韩非子》 年青时曾从学于荀子，但终未接受儒家之学。他站在韩国本位的立场，面对诸侯争胜、韩国积贫积弱，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局面，更愿意接受法家变法图强的思想，但他屡次上书劝谏韩王都未被重视。 在失望之下他发愤著书，写下《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经后人编辑整理为《韩非子》，共55篇，其中有些篇章可能不是韩非所作。 韩非子所作的《孤愤》、《五蠹》之书曾传到秦国，秦王赢政读到韩非的著作时，曾经非常赞赏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秦王加紧攻打韩国，迫使韩非出使秦国。到了秦国以后，韩非子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重用，不久就遭到李斯陷害。 李斯与韩非原为同窗，但是他的学问不如韩非，就对秦王进谗言，韩非是韩国的庶公子，说他是为韩国还是为秦国，秦王嬴政也认为韩非对韩国更有感情，于是就把他下狱，后来李斯和姚贾就背着秦王，就用毒药药死了韩非，一代大师就死于秦。 韩非子的学说受到了儒、道、墨等诸家学说的影响，总结了战国以来法家的学术和思想，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从而形成了新的政治学术思想体系。 他的思想对法家、对秦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及其人性论前提 战国中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必然要引发治国理念与统治方式的改变。各国的变法运动，便应运而生。 在中国思想史上被称为法家的学派，既用以指谓这一变法运动的担当者，同时也用以指谓主张以法治国的理论倡导者。 一、前期法家变法的理论与实践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晋国的社会变动最激烈，出现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因而三晋之地早已发生种种变法。 战国中期，变法才成为大势。其中，尤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最有影响。 1、商鞅的“法” 商鞅推行变法在理论上的最重要依据是：“治世不一道，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不足多是也。” 商鞅推行变法的最重要内容，则是激励“耕”与“战”。商鞅称：“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凡在农战中有功者，依其贡献大小给予加官进爵的奖赏。那些不以农战为务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给予重罚。 一于法 各种赏罚均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出去，而且是不分贵贱尊卑务必令行禁止的。这就是以法治国； 以法治国加速贵族政治的解体，使贵族与平民划一，但这种划一化并不意谓着平民作为整个阶级或作为有尊严的“人”的地位的上升。 这里只有冷峻的“法”，没有任何阶级，没有“人”，惟一得以上升的是置身于法律之外的君主及其绝对权力。因此，在“一于法”的政治体制下的君民关系，只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2、慎到的“势” 慎到同老庄一样反智反圣贤，但原因有根本的差别。老庄认为提倡圣、智容易导致争竞之心，违背道家自然无为的理想；慎到所顾及的是，智慧和圣贤不足以作为治国的常道。 慎到认为，如果用“贤”、“智”作为“君主”的标准，那就会遇到许多难题，譬如有多位贤人时该怎么办？总不能同时有多个君主吧？反之，一位贤人也没有时又怎么办？总不能没有君主吧？再说，君主的智慧也未必是最高的，即使是最高的也不可能把天下事全都包办。所以圣、智是靠不住的，治国的关键还是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礼法。 重视“权势” 君主维持自己的地位要靠权势，故慎子特别重视“权势”。慎子称：“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资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位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弩弱而矢高者，乘于风矣。” 慎子认为，君主一旦有了这种地位和权利，就可以居高临下地驾御臣民，而臣民无不为之慑服。“势”构成为君主实行强控制的手段。慎子的思想内此成为法家规想的重要来源。 3、申不害的“术” 申不害的“术”，是讲役使臣下的手段与方法。 申不害称：“善为主者，绮于愚，立于不中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 君主要深藏不露，然后对臣下以“名实”考量、驾御之。 “为人臣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由此，则臣下无法作假，无所逃匿，而天下得以治理。 二、法、术、势结合的治国之道 1、韩非认为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势”，三者都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 他说：“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