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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学的教材和课标 在安徽省数学会2006年年会上的报告 2006年11月4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首先感谢安徽省数学会陈发来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安徽。我曾访问中国科技大学多次，对这个学校数学系的老师们十分敬佩。他们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潜心读书，走出了一批如今在国内，在欧美，在亚洲各地活跃在数学前沿的优秀人才。安徽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省份，出过桐城学派，出过胡适这样的大文豪，今天能有机会与安徽的老师们在一起共同探讨数学教育的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 陈发来教授让我谈谈 “中学教学改革，中学教材和课标”，题目挺大的，而我是2005年初才开始了解这个领域的，肯定不如在座的各位老师有发言权。我仅就这一年多近两年的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谈谈过程和体会。 特别声明一下，这个发言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所经历的几件事情 先谈谈过程。2005年初的春节前夕，中国数学会召开了一年一度的新春茶话会。会上一些专家和教授，比如南开大学的侯自新校长，控制论专家胡 国定 先生，对当时课程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逻辑体系的问题，证明的削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敦促北京师范大学发挥应有的作用。说实话，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虽然过去也零零星星地听到过一些有关课程改革的消息，但从来没深想过。，现在既然在中国数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任职，尽管数学会是一个群众组织，不一定能够对国家部委的决策发生影响，但也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的第一点体会：我国数学教育有着严谨求实的传统 其次我想谈谈我参与这项工作近两年来的点滴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我们国家的数学教育有着严谨求实的传统优良。我们的数学教育是从清末才开始的，一些洋务派和清政府派出留洋的有识之士学成归来开设学堂，引进了东洋和西洋的的数学教材。到二十年代民国时期，教育部将学堂改为学校，并制定了课程纲要。 在文革的动乱期间，课本有时由工农兵编写。 改革开放之后到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间，我们的大纲和课本基本上沿用了五、六十年代的思路，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调整。 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几十年间，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了一批工程师、科学家。应该说中小学教育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国的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国际教育界也是被推崇的。 我的第二点体会：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教育也要不断的改进。目前我们打开了国门，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的碰撞。 我们中小学教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应试使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比如数学竞赛与升学挂钩而发生异化。今年年初，原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些问题。教育部组织了九个调查组在全国展开调研，感到问题是社会性的，体制性的，在教育界内部难以解决。温总理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及早进行分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减轻学生负担。 我的第三点体会：课程改革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 教育改革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和基础，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特别是教学内容和教材，这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类知识的结晶，改动要一步步来，要有充分的根据和实验基础。近年来，有两句话越来越深入人心了。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用用北方土话说，就是千万别折腾了。 比如我们认为美国学生学习数学不用讲授式，而代之以课题研究值得我们效仿。举个例子解三角形，测量楼房的高度。我们习惯于老师们在黑板上或计算机屏幕上画图，让学生计算。 * * 于是在2005年2月23日，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一次教育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邀请了几位数学家比如周毓麟院士、姜伯驹院士、王梓坤院士、马志明院士、胡国定先生，还有美国伯克利的项武义教授。同时邀请了几位中学老师，比如北师大实验中学的王本中老师，北京四中的付校长李建华老师、数学组组长谷丹老师。那次会议的摘要发表在2005年数学通报的特刊上。会后，我们马上把全部材料整理出来上报了教育部。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向国家的决策部门反映一下数学家的看法，至于采纳不采纳，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座谈会的第二天，教育部通知数学会，陈小娅副部长于当天下午接见有关数学家，听取意见。时间紧迫，直到中午还没有联系到姜伯驹先生。后来得知姜先生、胡先生都在吴文俊先生家里。于是我就陪他们三位一起去教育部了。同去的还有实验中学的王本中老师。这件事让我挺感动的，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决策部门愿意听取来自民间的，数学界的不同意见，我们的国家毕竟朝着民主化进程在不断地迈进。 紧接着三月份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人大由刘 应明院士牵头，政协由姜伯驹院士牵头，约100多位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