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构中公共精神培育的困境及其出路.doc-汕头大学.doc

和谐社会建设中民众公共精神的培养困境及其破解策略 赖纯胜 （广东汕头，汕头大学医学院，515031） 摘 要 由关注私利到关注公共利益甚至是部分放弃个人利益，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的，再加上社会失范，人性中许多消极的方面释放出来，给公共精神的引导又增加了许多的难度。为此，需要有巨大的魄力和智慧，能够力挽狂澜，采取快速有效的举措，提振社会民众的信心，快速注入正能量，形成积极的大动量。 关键词 失范机制；公共精神；困境破解 十七大报告指出，应该进一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公共精神则是公民意识的核心部分。公共精神是指在充分了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关性的基础上，对公共制度和公共事务有充分的知识和评判能力，并且积极参与，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感、理性和精神。公共精神对政府的良治、国家民主法治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转型中公共性问题的突显，公共精神问题成为近十年来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公共精神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我国当前公共精神的培养途径方面，已有许多学者做了较多的研究。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公共精神的培养有着特别的难度，面临着一些困境。目前看来，对这些困境加以分析并寻求对策的成果甚少，本文试以之为题进行一些探索。 一 当前民众公共精神的培养困境，既有来自于人的某些本性，也有来自于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又有来自于当前的特定社会现实。 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心理学称之为社会困境，即个体短期利益与群体长期利益的冲突情境。社会困境包括集体陷阱（collective traps）和集体栅栏（collective fences）。前者指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争利益，将损害集体（进而个人）的整体利益；后者是指每个人都不愿意为集体付出，集体事业（进而个人利益）将不能维持。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就是比较有影响的模型。 加勒特·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公地悲剧的概念。“公地悲剧”这个表述成为了一个象征，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亚里士多德也早就说过“凡是属于最大多数人的公地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东西，而忽视公共的东西”。 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a）概念则大约在1950年由社会心理学家梅里尔·M.弗勒德( Merril M .Flood)和经济学家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 首先提出，后由艾伯特·w.塔克(Albert w. Taker)做了 明确的叙述。它有许多意思大致相同的版本：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嫌疑犯被捕后被警察单独关押。他们被告知，如果某个嫌疑犯坦自而其同伙不坦白，则坦白者可获自由而拒不坦白者要被判10年监禁。如果二人都坦白，则二人都被判5年监禁；如果二人都不坦白，则二人皆被判l年监禁。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坦白或者保持沉默(即不坦白)。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在“精心推理”之后都采取了坦白策略，结局是两人都被判5年徒刑。囚徒困境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囚徒困境”模型告诉我们，一方面，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最后集体的收利益并不是最大反而可能是最劣的，结果每个人的收益都不是最优；另一方面，在利益目前，人们关心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 上述模型道出了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人的普遍性的性质。可以说，自利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它对民众公共精神的养成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2、知行转化的困境 我们发现，许多人对于社会失范现象是有深刻的感知，对公共利益比较关注，对许多越轨行为是深恶痛绝、对囚徒困境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日常的议论和网络上的许多言语，可以看得出许多民众是具有较好的公共意识和有较高的公共理性的，但他们是否就能够付出行动呢？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的研究告诉我们：理性的个人采取集体行动以谋求共同福利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即使是在那些有相同利益的组织中，人们是否能够达成群体共同行动，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动力剌激或者外在的强制力，那么，其即使存在着集体行动，它也仅可能在小型群体中，因为在很小的组织中，容易辩析每一个成员的投入与贡献，使得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持平。而在规模过大的组织中，集体行动则是难以为继。因为每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影响和贡献对组织都是微不足道的，由此导致自发参与行动的动力缺失。与此同时，在合作的行动过程中，理性的个人不愿意承担为实现共同利益而支付成本，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搭便车，以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使得众多人的收益分享成为问题，由此阻碍或者瓦解了一个大组织去实现共同利益。也就是说，在由知转化为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