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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年鉴派史学的兴起和衰落探索 　　一、 年鉴派的产生 　　1929年1月，在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共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一份刊物，即《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在《年鉴》杂志的创刊号上，他们联名发表了一篇《告读者》，明确阐述了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当然，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自己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大声疾呼，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可见，年鉴派的诞生目的就是打破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侣导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 　　二、年鉴派的发展历程 　　史学家一般认为年鉴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29年-1946年为费弗尔、布洛克阶段:1946年-1969年为布罗代尔阶段，同时也是年鉴派的“黄金时代”;1969年至今为“革新阶段”;七十年代以后，年鉴派进人了侣导“问题史学”的阶段。由于年鉴派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理论的学术团体，其成员主要由各学科的青年学者们组成。他们之中既有研究社会科学的，也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他们共同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统计学以及牛物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理论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从而使史学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三、年鉴派的自身矛盾 　　在年鉴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鉴派领导们提侣的“整体史学”或“总体史学”的构想并未完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切实地加以应用，从而造成年鉴派史学的不完整，甚至畸形的发展，这本身也就预示了年鉴派最终的衰落。 整体史学的理论虽然不是年鉴派最早提出来的，但正是在年鉴派的侣导下才得以深人人心并被史学家们在实践中广泛运用。 　　早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提出了整体史学的初步构想，并在实践中作了有益的尝试。1744年在《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一书中，伏尔泰就预言:“也许不久以后，史学写作方式也将发牛物理学已发牛过的变革，新的发现将排斥旧的体系。”然而，年鉴派整体史学的构想和理论是在批判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不可避免地使年鉴派在对“整体史学”的实践中带有片面性、不彻底性，甚至畸形性。 　　这首先就表现在年鉴派过于侧重对中世纪史和早期近代史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古代史，尤其是忽视了对现代史的研究。据统计，从1965一1974年间，《年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单是论述1815年以前的法国史文章就占到文章总数的65alo。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史与当前政治联系密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过多的政治史内容，所以大多数年鉴派学者都不愿意涉足这一领域。致使年鉴派领导人所提侣的整体史学的构想无法实现。所以年鉴派第三代领导人之一勒·高夫就指出，占领现代史的阵地已成为新史学最紧迫的任务。 　　其次，年鉴派还过分忽视政治史，其代表就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被称为“当世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其影响无论在年鉴派还是在新史学中都是非常巨大的。然而他的“时段论”理论却是忽视政治史的典型。 　　四、年鉴派的衰落 　　年鉴派之所以走向衰落，是因为它自身的致命缺陷，即它过分强调历史中的“稳定”因素而贬低事件史或政治史的意义。离开了短时段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因为有的学者已指出，年鉴派强调历史上的稳定因素，非常符合法国人的心理:法国人希望忘记二战中的耻辱，希望在“长时段”中淡化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与长时段相比，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温德舒特尔指出:长时段的概念“与其说源于一种历史理论，不如说源于民族主义的傲慢和怀旧的一种特殊的法国式的结合，并与他们对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所作为的羞愧感相联系”。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值得我们注意:在忽视政治史的同时，历史教育受到了很大削弱。1983年的一个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牛能说出法国大革命发牛的日期。过分轻视政治史造成的这种后果引起了政治家的关注，密特朗总统宣称，“历史教学的缺乏是对民族的一种威胁”。 　　在布罗代尔看来，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只能起短暂的、次要的作用，而长时段的自然现象和中时段的社会现象才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年鉴派史学实际上倾向于忽视个人。它的社会、经济史类型，连同它对集体主义和环境的强调，使它一直把这一系列概念置于作决定的、行动的个人之上。” 　　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年鉴派学者们把事件史、人物传记等几乎完全抛弃，15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