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擅变的历史路向探究.docVIP

对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擅变的历史路向探究 　　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认为目录学与学术史理应结合起来，以收“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古籍目录著录历代典籍，能够反映历代典籍的流传、存亡状况，并推衍古代学术源流、叙列学术短长;另一方面古籍目录的类目和大小序及提要等要素，能够反映历代思想文化和学术旨趣，因此古籍目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颇具规模的学术史。本文通过对古籍目录史部源流的研究，分别梳理古籍目录史部类目、大小序、提要三要素的历史形成过程，以期勾列出古代史学学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向，进而揭示古籍目录史部对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中国历代古籍目录分类法从六分法始，历经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分类法，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一统天下，经历了较长的擅变过程。与其他分类法相比，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居于古代图书分类正统地位，体现了儒家的图书价值观念。代表历史典籍的史部，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典籍的分类，源于西汉末刘欲《七略》，它是古籍目录六分法的肇-},《七略》类目分六大类，“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艺文志化略》分类中，历史典籍未能独立成类，没有专立史略，所著录史书如《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基本上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其他如《高祖传》《孝文传》等著录于诸子略儒家类;《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著录于数术略历谱类。与其他类目相比《七略》中著录《艺略》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三十二篇;《诸子略》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历史书籍仅三十四家，一千三百八十四篇。从数量上看，史类典籍不占优势。 　　究其原因，一方面先秦至西汉史学尚不发达，历史书籍数量不多，历史典籍还不足以与其他类目相抗衡;另一方面汉代经学繁盛，在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导致一些学术依附于经学、与经学相混，史学就呈现这种态势。其实，史学与经学的这种关系，源于《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曾以此为教材教授弟子。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定为一尊，儒家典籍上升为经，《春秋》列入六经。由于《春秋》本是史书，且未发展到体裁多样、类目完备的地步，故《七略》将史书附于春秋类，或者将一部分史书列入诸子略、数术略《七略》对历史书籍的归类，反映了先秦至汉代史学学术状况，以及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在古籍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东汉以来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加之自汉代儒学崛起后，经学日趋繁琐，并与纬相混，使经学走向神学化，失去了生命力。农民起义、群雄乱争结束了汉朝的统治，也打破了经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学术文化在这一阶段出现此消彼长、纷繁多彩的局面。目录学随之呈现出复杂状况，一方面以《匕略》为代表的两汉图书分类法逐渐不适应学术思想的发展，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分类法不尽合理，目录分类法有复旧的趋势，但最终确定了四分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史部目录也必然随着目录学和史学学术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此期史学有了很大发展，私人修史风气很盛，历史书籍己具备多种形式和体裁。据《隋书·经籍志》载，此期所存史部书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与((书·艺文志》著录的三十四部，一千三百八十四篇的数量相比，部数是后者的二十四倍，篇卷数是后者的九倍。 　　魏晋时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体系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晋秘书监荀助依据魏秘书郎郑默《中经》，更著惭簿》，创设四部分类法。荀助在《中经新簿》中“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分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荀助未立各部名称，只是以甲、乙、丙、丁区分四部，性质相当于经、子、史、集。其中丙部为史学类，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自荀氏始将史书从经部析出，史部书籍正式单独为一类。由于晋以前的诗赋作品有所佚失，历史和文学两类书籍数量少于甲、乙二部，为均衡四部书籍数量，荀助将包括经、史等各类典籍的汲家书附入丁部(即文学类)，将属于类书的皇览簿归入丙部(即历史类)。这一分类法等于承认了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独立门类，表明史学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学、文学并举的地位。至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惜元帝四部书目》，依《中经新簿》将群书“以类相从，分作四部”，因荀助四部之法，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将荀助经·子、史、集之次序易为经、史、子、集。至此，以经、史、子、集为次序的四部分类法遂一定而不可移易，史称“秘阁以为永制。虽然史学此时己独立成类，但在荀助的分类中仅位居第三，且一部分史书归入集部，一部分属于集部的书籍划入史部。而且李充因其数量少未能再分细目，只是以甲、乙、丙、丁部次。可以说，尽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