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想象的兴起及影响.docVIP

关于日本想象的兴起及影响 一、何谓日本想象《日本变政考》的重新发现，对于了解康有为的真实思想具有驱除迷雾的巨大功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仅见到《日本变政考》的显微胶卷，就将之视作“罕见秘笈”，用为考证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有力凭证。后大陆学者从故宫博物馆的昭仁殿中发现了这本当年进贡给光绪皇帝阅览的藏书。围绕这本书的写作和进程时间、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及其对光绪皇帝的影响，大陆学者已做过初步介绍和研究。日本学者则特别注意到了《明治政史》对《日本变政考》的影响，但康有为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做了不少的“改释”工作。我们认为，《日本变政考》无疑是戊戌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也是最集中体现日本想象的最早著作，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西古今之变，实在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史意义。 二、日本想象的起源据传有人向晚清大学堂监督张亨嘉询问中西学的优劣，他回答说：“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这当然是诙谐的笑话，但愤激之中却饱含实情。中国的日本想象，完全不是一个理性论证的漫长过程，而是通由战争而得以奠定不容分辩的根基：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迅速催使中国人形成了长期挥之不去的无比巨大的危亡感和屈辱感，战败的虚弱也在实际上时时挑动着列强瓜分中国的觊觎之心，这是戊戌变法的基本前提。中国的日本想象不是真正的对日本本身的想象，而是借道日本以吸取西方的精华。但也不能简单忽视这种作为跳板的道法方式，因为西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起码包括两大洲多个国家，其间的异同亦难一概而论，且文明演化各有蜿蜒曲折的历史脉络，既然“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那么，“但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日本为其难，而我为其易；日本为其创，而我为其因。按迹临摹，便成图样”。日本变法的成效及其经验教训，就中国而言，可说跳板比之模板反而是更好的道法对象。 三、从三代之治到日本之治自汉武以后，一统王朝多奉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一般都误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单纯维护统治秩序，其实不然，任何有效的意识形态都存在批判现存统治秩序的面向，当统治阶层言行不一致或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儒学者至迟从宋代开始，以天理作为核心概念，贬低汉唐时代流传的功利主义、礼仪形式主义和佛老学说，在政治上要求回向三代，即用内外体制上的封建取代郡县，用教育择人上的学校取代科举，用税法田制上的井田取代均田，最终则是用复古主义来形成一套系统的有关三代之治的礼乐论。这种三代想象，历宋元明以至有清一代，虽表述方式各有千秋，但可说从未衰歇。晚清冯桂芬很早即明确提出“采西学”，然即使“采西学”，依归指向仍是：“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脱却掉有关三代之治的古典想象，替换成有关日本之治的现代想象，所谓古今中西之变，就隐含于康有为精心编撰的《日本变政考》之中。这种脱换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过渡性，因为《日本变政考》的第一默定读者是光绪皇帝，进呈的时间尚在１８９８年，不管要求变法的时代呼声如何强烈，传统的习惯势力依旧相当强大。《日本变政考》一书共１３卷，卷十三乃表格形式，可不计，余１２卷，以“臣有为谨按”或“臣谨按”的形式所添加的按语合１６８条，其中引经据典３６条，所引经典包括《尚书》、《诗经》、《春秋》、《周礼》、《王制》等。我们可随手择取一条，以观其引经据典的风范：“日人变法之始，即知此义，定三权之官，无互用之害，立参与，议立法官，故其政日新月异，而愈能通变宜民，盖得泰西立政之本故也。《书》之立政，三宅三俊，《诗》称三事，皆三权鼎立之义。……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以康有为之习气，自然绝非注疏六经之人，但读此引语，亦可知“六经注我”也不能范围他了。诗书于此，已经根本不具有任何历史的本来意义了，纯粹成为现代学说的附庸性门面语。宋明儒者依托经书以想象三代之治，即使冯桂芬援西学也是欲复圣人之道，而康有为则借用经书附庸于日本之治的想象，这是一大变化。四、日本想象的影响《日本变政考》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政治路线图。就此而言，中国的古今之变并不是始于中西之间，而是源于中日之间。用日本之治的想象取代三代之治的想象，从思想史AhxHc的角度来看，既导致也预示着三大变化： 第一，宋明以来的儒者多汲汲讲求于三代之治，在实践上也确实复兴了作为封建代表的社会宗族势力，但他们很少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政治变革，而自日本想象兴起以来，中国在理论上的探讨已经赶不上在实践上的探索了，时间既长规模亦大的政治变革浪潮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第二，三代之治的想象依托于多部古典经书，哲学（《易》）、政事（《尚书》）、文学（《诗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