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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翦伯赞的历史剧评浅谈文史关系 　　一　历史真实是历史剧艺术真实的基础 　　文学与史学有着相通性，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没有现实的土壤，文学便成了空中楼阁。历史的存在为文学创作史学提供了题材，文学反过来也丰富补充了历史，故而人们可以以文读史。但文学与史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又有着差异性。文学是情感的、虚构的，而史学是讲求理性的、真实的。文学与历史的交融并不等于容许文学的虚构性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任情恣肆地发挥，歪曲史实将不利于“历史真实”的还原，甚至导致对历史本质的误解，影响历史人物形象和历史境况的真实再现。怎么才能将文学与历史恰如其分地结合，这就涉及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文艺理论界历久弥新的话题。20世纪40年代初、60年代初、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都曾引起过大争论，其中60年代初人们对历史剧创作中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由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引起的。参与这场论争的学者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着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潜意识中都把历史本身的真实当作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并以此作为衡量艺术真实的前提，很少有人对历史真实这个概念本身的真伪质疑”(郑铁生：《沉重的话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如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说：“我以为我们一方面肯定艺术虚构之必要，另一方面也必须坚持不能随便修改历史;此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包括人物)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的。这样的艺术虚构，就能与历史真实相结合而达到艺术真实(即在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与历史真实(即客观存在之历史)的统一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136页)郭沫若在谈到历史剧的创作时，强调科学性和历史真实性是创作的基础：“自然，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高国平编：《郭沫若论创作》，第502页)郭沫若因为自身具备历史学家的修养和知识积累，故能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创作出具有典范价值的历史剧，然而要求剧作家们在历史剧的创作中都能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真正统一起来，还离不开历史学为确保“历史真实”提供科学性的支持，这种学科支援出现在戏曲研究中就有了对戏曲创作监督、修正的性质。 翦伯赞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看法，片段地表述于他在60年代初的几篇关于历史剧研究的文章中。如《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固然，写历史剧不像写历史教科书，每一件事都要力求准确;但既然是历史剧，在主要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总的历史形势、历史倾向上，应该符合历史真实。”(《翦伯赞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页)在评价越剧《文成公主》时，他赞赏这部戏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真实但又没有受到历史真实的拘束，使历史的真实上升为了艺术的真实。可见翦伯赞的观点和郭沫若、茅盾等人是一致的，即可以对历史进行虚构，但必须在充分尊重历史本质的基础之上进行艺术加工。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的历史剧评论中深刻地体现出以史订戏的特点，《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翦伯赞认为，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戏曲，从最早的元代戏剧家马致远的《汉宫秋》开始，都把昭君出塞描写成一个屈辱的事件，这与历代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为王昭君“树立了一块抒情的堕泪碑”所要表达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对昭君出塞这一政治事件的“艺术”化，完全抹杀了其本所蕴含的重大历史意义。以马致远的《汉宫秋》为例，翦伯赞分析道：“(在这部戏剧中)皇帝是情种，画师是败类，王昭君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才，匈奴人是汉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而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涂不掉的屈辱的印记，这就是《汉宫秋》的全部内容。也是明清两代戏剧家所写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剧本的蓝本。”(《翦伯赞全集》第4卷，第842页)他显然不赞成以往对王昭君这一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大量的史实对王昭君与汉元帝真实应有的人物形象做了还原。 　　他首先说明的是昭君出塞时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客观形势：“一方面匈奴已经由于部落贵族之间的分裂而趋于衰落;另一方面，汉王朝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的末期。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无力发动侵略对方的战争，特别是双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甚至一部分匈奴贵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感到必须与汉王朝和解才能稳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统治地位。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决定款塞入朝，和汉王朝恢复友好关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贵族左伊秩訾王为首的主和派的意见。”因此，昭君出塞并非是处于汉朝在与匈奴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处于劣势的政治背景下，不仅不是屈辱， 　　相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