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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俄、日的航天对外政策看国际上的航天外交 1 美国航天外交政策 作为航天技术强国，美国在当前的太空国际格局中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在航天国际交往中充当领袖者的角色，其航天外交活动大体包括4个方面。 制定对其有利的外空行为国际准则 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对其有利的国际外空行为准则。2010年版的美国《国家航天政策》确立的空间活动原则，既强调美国要遵守又“建议”其他国家“认可与遵守”。从新政策提出的空间活动原则看，字面上强调要保持空间活动自由，其实质则是在维护强国空间行动自由的特权；表面上强调所有国家应“负责任”开展空间活动，其意图是要求其他国家以美国的标准开展空间活动。美国在航天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多个场合强调要建立外空行为国际准则，其真正的意图是要构建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秩序，维护其太空霸主地位。 加强与盟国之间的空间安全合作 美国政府将进入和利用空间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极为重视本国的空间安全，积极确保美国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盟国政府在空间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合作，以达成其空间安全战略目标。2012年版的《空间政策指令》强调积极寻求扩大与“盟国及经选择的伙伴国”的合作，共同建设和分享空间能力，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安全关系，共同提升“集体安全防务能力”。其具体措施包括：共同建造空间基础设施，共同设计、采购和操作军事航天体系；通过在受信任的参与范围内促进系统“互操作”，实现分享成果、分担费用和分散风险；将空间系统能够提供的战场优势在最大限度惠及盟国和伙伴国；与伙伴国共同保护涉及双用途技术和服务的共同安全利益等。例如，在情报对现代战争的胜负起关键作用的背景下，美国积极与其盟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日本签署空间态势感知协定，促进在空间态势感知方面的信息共享。 促进建设强大而有竞争力的军事航天工业基础 美国政府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提出了以控制空间为核心的军事空间战略，研发了大量种类众多的军用航天设备。美国认为其与盟国的空间体系所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要重点加强空间设施的攻防能力建设。新版《国家航天政策》提出，要“支持建立透明与信任的措施以及适应情况下军备控制协议的监督、遵守与核查”，“美国将对相关的军备控制措施建议和方案加以考虑，只要这些建议和方案公平、可有效核查，且能增强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美国认识到太空环境需要稳定，寻求双边与多边实现透明与信任的模式。 开展有条件的国际合作 空间安全、空间碎片、航天器相撞、地球科学与环境监测、航天飞机退役以及耗资巨大的载人探测等诸多环境新变化，是美国提出开展国际合作的动因。新版《国家航天政策》提出，要从“巩固美国的航天领导地位”角度出发，在“制订透明与信任建立措施”的前提下，与盟国或某些有着巨大市场的国家，在太空科学与探索、对地观测、气候变化研究、环境数据共享、减灾与救援以及太空监视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美国强调国际合作是发展民用航天的重要途径。 重视发展美国商业航天产业 美国致力于增强商业航天工业，使美国航天工业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以重建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为帮助美国航天企业抢占国际市场，政府极有可能逐步放宽航天产品的出口管制。 实行有国别限制的出口管制政策 自1999年以来，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将所有卫星和相关零部件划归到《军品清单》（第15类，航天器系统及相关设备），卫星出口等同国际武器贸易，实施非常严苛的出口管制政策，从市场营销到设计再到发射，美国卫星制造商共需要申请6道许可证。2010版《国家航天政策》继续强调加强空间出口管制与资源控制。新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和业务局应在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前提下，寻求增强美国航天工业基础竞争力”，提出“美国将努力阻止先进空间技术流向未经授权的国家”，并坚决“防止恶意技术转移”。美国政府按照一案一议的原则，发布了相关空间出口许可证，加强对敏感或先进航天器的出口管控。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宽泛的出口管制阻碍了美国国内航天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阻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民用航天项目合作的能力，因此2012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发布《美国航天出口管制政策的风险评估》报告即“1248”报告，提出了适当放宽卫星及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但是美国出于其国家利益、空间安全的考虑，对不同国家采取区别对待，对盟国可直接与其进行交易，其他国家仍需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对中国、伊朗、朝鲜仍是“推定拒绝”的态度。 从美国的航天对外交往活动看出，美国是从战略观角度开展航天外交，无论是建立国际空间行为准则、加强空间安全合作，还是出口管控措施，都是从维护国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