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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古本）成书与流传考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一、出土 　　西晋初年，汲郡( 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人不准盗掘了一座战国墓穴，发现大批竹简，有数十车之多，竹简所书蝌蚪文十万余字。后来，这批竹简被官府收缴，由荀勖、和峤等整理、考正。其中的《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有十三篇。后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引用时，因其用竹简写就，称之为《竹书纪年》。 　　关于《纪年》的出土时间，据传世文献记载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是咸宁五年(279)，《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 　　二是太康元年(280)，《晋书·卫恒传》:“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晋书·律历志上》:“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 　　三是太康二年(281)，《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得书也。” 　　四是太康八年(287)，出自《尚书正义·咸有一德》:“《纪年》之书，晋太康八年汲郡民发魏安僖王冢得之。” 　　这四种说法中，除第四种是孤证且与其他说法存在差距较大外，各有所据。清人雷学淇认为:“诸书所纪，或取盗掘之岁，或指收书之年，或言校理之秋也。”这种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二、成书考证 　　考证盗墓人所盗掘汲郡之墓的墓主，有助于推测《竹书纪年》的成书时间。《纪年》记事止于魏“今王”二十年。关于“今王”，晋人认为可能就是墓主。《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在位36年，之后是襄王，在位16年，再后哀王23年，昭王19年，安釐王34年。然而，《纪年》与《史记》中记载很不一致。《纪年》中有“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一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称:“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因此笔者认为，魏惠王曾改元，“今王”指的是魏哀王。魏惠王改元不见其他文献记载，历史上是否有惠王改元一事，对考证魏国世系至关重要，对推订《纪年》成书时间也很重要。《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太史公认为惠王在徐州相王前已死。《孟子》中记载了一段惠王与孟子的对话，惠王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魏世家》中记载，“(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襄王)十二年，楚败我襄陵。”如此一来，“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则成了惠王死后的事，惠王是不可能把这些事告诉孟子的。太史公对魏惠王的记载存疑，这在《史记》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赵世家》中记载:“(赵武灵王元年，即公元前325年)梁惠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嗣”是魏襄王之名。这只能解释为魏惠王带着还是太子的魏襄王来朝赵，但据《六国年表》，赵武灵王元年为魏襄王十年，惠王已死。以上两条矛盾之处，用《纪年》相照应，魏惠王改元的说法则可迎刃而解。《史记》把魏惠王后元年数错当成了魏襄王的年数。战国君主改元，并非魏惠王一例。秦惠文王前元十四年(前324年)，即因成王而改元。徐州之会，齐魏相王，魏惠王也因称王改元则合情合理。《世本·魏世家》中称“惠王生襄王嗣，襄王生昭王遫，昭王生安僖王圉”，没有哀王。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魏世家》则认为:“《系本》襄王生昭王，而无哀王，盖脱一代耳。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级事甚明，盖无足疑。然则是《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司马贞以西晋孔衍的《魏语》为据，一口咬定先秦的《世本》《竹书纪年》有误，实属臆测。《纪年》是魏国史书，对于本国君主，不应有误。顾炎武认为:“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清代学者黄式三说:“《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认为魏襄王与魏哀王为同一人，即魏襄哀王。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中也认同这种说法:“三晋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谥，且有三四谥者。黄(黄式三)以韩有襄哀证魏襄哀为一君，说最可信。《史》误分襄哀二君。”现代学者杨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