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第二课时的教学设想.docVIP

《记念刘和珍君》第二课时的教学设想 　　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然而，广大一线教师常常感叹这般好文却难以深入学生心灵。课文中的重要词语、刘和珍的人物形象、作者欲说还休的情感都是广大教师讲授《记念刘和珍君》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通过比较阅读法来探究《记念刘和珍君》的至情至美。 　　一、比较阅读法在《记念刘和珍君》的运用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检索搜集了近20年来执教《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献约42篇，它们分别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中不乏有通过比较阅读法来执教《记念刘和珍君》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情况： 　　两篇文本之间比较。钱理群将本文与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进行比较，通过分析两篇散文“思考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1]上的异同来让我们明晰《记念刘和珍君》中所体现的爱恨拉扯的情愫。此外，很多教师选择将《为了忘却的记念》与之进行比较，胡正欢老师通过比较二者在“选材”、“表达方式”、“语言格调”[2]三方面的异同，帮助学生体会鲁迅散文独有的思想和语言文字魅力。付立敏在《〈记念刘和珍君〉和〈痛苦和珍〉比较阅读》一文中，将作为老师的鲁迅眼中的刘和珍与作为同窗好友的石评梅眼中的刘和珍形象进行比较，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让刘和珍的个性更加鲜明、饱满。 　　不同文本语段之间比较。秦晓华发现《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中记述遇害者照片时的一段描述（“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她在温和的微笑着，似乎是为着一个美好而又隐约的梦想而微笑。”）与本文中“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常常微笑着”的刘和珍惊人的相似，[3]让学生明了将美好毁灭的罪恶，以及伟大作家选取关键人物来折射整个事件的写作手法。 　　中学生怕周树人是一个普遍现象，对大多数中学生而言，鲁迅仅仅是战斗者、揭露者、民族魂的代名词，这种标签是干巴巴的，毫无温度的。鲁迅何以为此？学生并不清楚。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刘和珍，但字里行间又展现了一个形象饱满的鲁迅。上述的比较阅读不论从语言上还是情感上，都有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文本，但在众多描述三一八事件的文章中，本文是唯一存留于语文课本的文章，背后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二、教材注释存疑 　　“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因此就不读他文章的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员傅光明的一席话令人咋舌。通读《西滢闲话》，笔者发现文章用客观的视角和冷峻的笔触发表自己对国家、对教育、对时事的真诚感受，观点独特又不伪饰，文字澄澈，毫无渣滓留滞笔端。 　　鲁迅是好人，那么被鲁迅“骂”过的人就是绝对的坏人吗？这样的评价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对像陈西滢这样的散文家的不尊重，也是对鲁迅的不尊重，这样的好文章被人遗忘确实是我们的不幸，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语文老师有很大关系。 　　笔者翻阅了人教版于1964年、1987年、2002年、2004年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教材中对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的注释，相隔半个世纪之久，四个版本的注释却惊人地相同：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几个学者文人是指陈西滢等。陈西滢在3月27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三一八”惨案的《闲话》，污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并把杀人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他们“犯了故意引人去死的嫌疑”。[4] 　　然而通览陈西滢《闲话》一文，笔者大为吃惊，教材注释欠公允之处有二：其一，犯了偷换主语之嫌。注释中对“莫名其妙”和“缺乏审判力”的解释巧妙偷换了原文的主语“幼童”，说文章在污蔑“遇害的青年学生”，而事实却非如此。陈西滢是从一个师长的角度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受害者发表了一些看法，由此来看，毫不为过。其二，注释有断章取义之疑。对于“民众领袖”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要是李鸣钟有信去，答应保护，事实上却并没有派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他无罪；要是李氏并没有信去，那么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5] 　　文中使用了“要是……要是……”这样的假设性关联词，想必这是陈西滢对这件事的客观推断，没有偏向民众领袖，更不会偏向执政府，更何况《闲话》前半部分有大段对于执政府罪行揭露的文字，这种表述在教材注释中觅不得蛛丝马迹。 　　三、比较阅读《闲话》 　　陈西滢的《闲话》并不像教材注解中所说的十恶不赦，那么鲁迅何以至此呢？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文字表述、情感表达、人物介绍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阅读。 　　第一，提出问题。在回答问题前，需强调学生摒弃对鲁迅神圣的先见认知，就两篇文章而言，客观地谈谈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笔者在这个环节主要设计了四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它们共同为学生搭建一个支架：1.根据你的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