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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问题行为评估与心理干预体系的构建 　　摘 要 “留守儿童”群体需要社会多层面的监管和保护，以弥补其家庭监护的缺失，降低辍学率、违法犯罪率等使“留守儿童”得以平稳过渡到成年自我管理的阶段，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构建“留守儿童”问题行为评估与心理干预体系，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高占比的学校提供教学和管理建议。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实证研究 问题行为 心理干预 体系构建 　　一、研究背景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后，将其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留在农村家乡达6个月以上，由父母一方抚养教育或（外）祖父母、亲戚、邻居、同辈代为监护的儿童”[1]。 　　1.留守之殇 　　父母单方或双方在子女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离家，对子女的观念引导、情感交流、教育监管等作用明显匮乏，使子女易遭遇心理发展的困境或个性偏离，甚至在其他不良环境诱因的影响下误入歧途，触碰道德或法律的底线。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开展的涉诉未成年人心理评估与疏导项目中，大多数涉诉未成年人在其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留守经历。 　　如2015年夏季一起被控贩卖毒品罪的案件，被告李兰（化名），女，贵州籍，作案时年仅16岁。父母常年在云南打工，早年曾和父母一起在云南生活，6岁被送回老家由祖父照顾（期间与父母鲜有见面），12岁得知父母离异后辍学。祖父去世后，由于无人监管照料，她开始在社会上结识“兄弟姐妹”，认识了年龄差距悬殊的“男友”一起来京，在帮助男友“送货”时被警方抓获，随后男友不知所踪，其本人对已经被骗一事显得懵懂无知。 　　上述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涉诉的“留守儿童”大多数由于家庭和学校的监护不力，在小学较高年级或初中便选择辍学，并且在校时已表现出有心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预警。他们中有些过早流入社会，缺乏基本的鉴别能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易“同病相怜”、拉帮结伙，在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下误入歧途；有的负面情绪长期累积，无处宣泄或得不到及时疏导，在独立面对挫折时，点燃了心理压抑良久的怒火，触犯了法律的威严。 　　2.视角转换 　　“留守儿童”毕竟是一个社会学的命题，以往对其研究的结论有概括性的意义，尤其在公众媒体的热点渲染下，“留守儿童”也具有了对应的标签效应，往往与心理问题、时代顽疾等相提并论，似乎非为社会大环境改变而无法蠲除。然而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我们也注意到，“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未成年人虽有留守经历，但也能自我调适并平稳过渡至成年阶段，或者虽有问题行为但在各方监护中未有越轨，而且也存在发展性和适应性良好的“留守儿童”，例如他们更加自立自强、乐观坚韧等。所以，这就走出了社会学概括性的讨论范畴。一方面，公众对“留守儿童”的逐年关注，使得其视角从“留守”渐渐转移到“监护”，说到底一味诟病“留守”毫无疑义，增强社会各方对该群体的监护力度甚至催熟立法，才是对未成年留守者更有效的强制保护策略。可喜的是，就在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2]，从多个方面出台方案着手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尤其强调十六岁之前的多层“监护”。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引入，研究指向“留守儿童”群体中的优秀个体所具备的心理资本，如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成为该群体培塑的核心，帮助未成年人发展积极的心理品质，增加挫折应对能力、自尊自爱等正向引导。 　　二、实证研究 　　1.理论假设 　　留守经历如父母有无外出务工半年以上、一方还是双方在外、主要监管人、父（母）首次务工时自己所处年龄阶段、团聚的频率、沟通的频率等是调研的基准所在。就此提出的理论假设如下。 　　（1）“留守儿童”与一般未成年人相比，各问题行为的检出率更高。 　　（2）“留守儿童”与一般未成年人相比，各低心理资本检出率更高。 　　（3）“留守儿童”群体中，不同留守经历带来的问题行为检出率差异显著。 　　（4）“留守儿童”群体中，不同留守经历带来低心理资本检出率差异显著。 　　（5）“留守儿童”群体中，优秀群体的各问题行为检出率更低。 　　（6）“留守儿童”群体中，优秀群体的各低心理资本检出率更低。 　　（7）“留守儿童”群体中，各问题行为与各心理资本之间具有相关性。 　　（8）“留守儿童”的各问题行为可以通过各心理资本进行预测。 　　这些理论假设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其中，假设（1）和假设（2）从宏观层面说明问题行为和心理资本情况受到“留守”与否的影响；假设（3）和假设（4）从微观层面说明问题行为和心理资本情况体现于不同留守经历的差异；假设（5）和假设（6）强调了平稳过渡性，即问题行为和心理资本对“留守儿童”是否可以平稳过渡具有决定意义；假设（7）和假设（8）强调预防意义，即心理资本不仅与问题行为相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