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刍议.docVIP

??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逐渐得到深入的开展，至今天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富有生气与成果的领域。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方法论上的探讨与创新，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思维空间，使这一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和更为深刻的阐释。“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就是试图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从而从方法论上作这样一种探讨和创新。 一、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与沟通 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分属哲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哲学史研究属于哲学研究，而思想史研究则属于历史学研究。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但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从内涵与外延上看，似乎缺乏明确的区分，两者实在是很接近很相似。二十多年前，《哲学研究》曾就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开展讨论，编者按即言：“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1]这些话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实际。如侯外庐等著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虽然称为思想史，但实际上是以哲学史为其主要内容。这种思想史的写法，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史研究者戏称为“大号哲学史”[2]。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距离上明显地被拉开了，变得不相似了。这种学术现象的发生，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者与思想史研究者双方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哲学史家为了摆脱“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僵硬研究框架，发掘出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不同的内涵及特点，强调从认识史的视域研究哲学史，提出重视哲学范畴的研究，主张从历史上的哲学范畴的形成与演变入手来书写哲学史[3]。这就使哲学史研究更重视在抽象的概念范畴之间开展，而与文化历史出现了明显的疏离。尽管以后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取代了对哲学范畴的重视，但这种哲学问题的探讨仍局限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这些哲学自身的提问及展开上。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探寻与哲学史不相同的思想史的写法，从主张“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4]，到主张思想史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5]，逐渐使思想史研究获得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和内涵，不再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主要书写内容了。如葛兆光著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不再以哲学史的叙述为其主要内容，而纳入了更多的具体的文化历史的内容，使思想史的写法与哲学史的写法大不相同。 这样一来，就使得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出现了疏离，并由之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野。哲学史研究主要探讨哲学自身的范畴与问题在历史上的开展，着重于形上的“思”的内容；而思想史研究则走向了对社会生活中的思潮、意识、观念的研究，着重于非形上的“史”的内容。这种疏离与分野，从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看，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哲学史研究而言，思想史研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而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哲学史研究也同样如此；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既互为“他者”，那么在两者间作认真的审视和相互的吸取也就成为可能。近年来，笔者就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提出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6]，主张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实以此为其背景。 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其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何在呢？从根本上说，由于近二十多年的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使哲学史研究往往更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对于哲学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则被忽略了，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中打圈子，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文化历史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特别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更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密切相关联，不论是问题的提出、思潮的展开，还是学派的形成、体系的建构，往往都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印记。如果只探讨“思”而不看到“史”，忽略了哲学与文化历史的联系，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是难以深入开展的。因此，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的探讨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这一研究更有历史感与现实感，就势在必行了。 当然，“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及其所主张的“思”与“史”的结合，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来说，是有其具体的内涵的。下面，即立足于这一研究，来对“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内涵，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二、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 开展“以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