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钱理群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docVIP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页11。我们在各自的研究课题中不约而同的，逐渐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初步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大同，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陈） ? 2楼 页74。鲁迅强调文言文语法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的晦涩，养成国民笼统的心理；胡适提出研究中国文学套语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钱玄同、刘半农则从汉语的非拼音化倾向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一系列见解，不见得都十分准确，但体现一种总的倾向：“五四”作家是把语言跟思维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语言文字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 40年代反对党八股，也是从语言入手，目的是冲击僵化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改变表达方式。研究延安文学不能只着眼于去掉学生腔，学习工农语言；更重要的是改变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用“另一套”语言符号，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世界，思考世界。 页96。第一，我不同意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我认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解放的思考才是本世纪文学的总主题。鲁迅的“主人”的思想，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都是纲领性的。巴金的作品、解放区文学，一直到新时期文学，都贯串这一主题。沈从文的《边城》也是写人性的美。不单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且从人的自我压迫中解放出来。第二，强调“悲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是一个发现，但缺少民族特色。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文学都带悲凉特色，得讲出中国式的“悲凉”。第三，“爬行主义”问题，不能不看材料，单靠直觉、想象就写研究文章。（孙玉石） 页97－98。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概括，我更倾向于孙玉石先生的意见。我把它概括成“从人的发现到人的实现”。20世纪的中国哲学、政治、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发生根本变化。西方价值系统移植到中国来：《天演论》考虑人与自然；尼采考虑人与社会；柏格森、弗洛伊德考虑人自身；实用主义则提出对人作用价值尺度的怀疑。当然，人的实现受时空的限制，一方面其时“现代化”的价值在西方正收到怀疑，20年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复杂性症结就在这里。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因受外来民族压迫才萌发现代化的愿望，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矛盾，始终纠缠着鲁迅、郭沫若等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林基成） ……灵感是建立在对大量材料的感受基础上的。有些人钻在材料堆里出不来，是理论修养不够，而不是材料太多。材料越多越有助于理论的飞跃。我认为，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贯串严谨与创新相结合的精神。陈垣先生说做学问要“竭泽而渔”，这种精神可取。（严加炎） 页105。我们从不同的研究课题里发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尤其是“新时期文学”跟五四文学有很多“重复”——更高阶段上的重复现象。我们都意识到这方面可能有一种“整体性”。我们逐渐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文化层面，认识到必须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到东西文化撞击和汇合的大背景上来考察，看到它是汇入了“世界文学”之后的中国文学。我们就进一步反复讨论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总体特征：总主题、基本美感、形式演变等等，想大致把这个概念的轮廓勾画出来。（钱） 页107。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确实面临一种对人类普遍处境的哲学思考，像萨特那样的一些作家，表现了那样深重的焦虑，这跟两次大战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崩溃是有关系的。而像中国这样一些国家的文学，它关注的问题是另外一种焦虑。夏志清先生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叫“感时忧国”。这当然是跟西方的文学主题很不相同的。中国文学关注的焦点不是普遍人类，而是民族。（黄） 页112。记得马克思讲过这样意思的话，他说历史发的发展，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说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资产阶段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页185。中国作家可以比较迅速也相对容易的接受外来的文化观念、方法，并因此而唤起对传统文化观念、方法的批判热情；但一旦进入不那么明确、有些含糊，似乎是说不清楚的，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等这些领域，他们就似乎很难抵御传统的诱惑。对这类现象，简单的作“复古”、“怀旧”等否定性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并不解决问题。这里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与如何认识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关联。鲁迅就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这就是说，“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的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