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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西域”这个词儿的含义并不是固定的。约略言之，可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包括古代中国以西的地域，没有什么一定的边际。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讲到了今天的新疆一带一直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甚至阿拉伯的一些地方。狭义的西域则多半指今天新疆一带。 　　西域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偏东的地带，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共创造了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在新疆交汇，在全世界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只从这一点上来看，西域之重要概可想见。 　　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民族有大有小，历史有长有短，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文化绝对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的，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对人类文化共同的宝库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文化有一个特点：一旦产生，它就要传播，在民族内部传播，又传播到民族地区以外去，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民族间弃短取长，互相调剂，互相补充，把许多民族的智慧汇集在一起，又从而发扬光大之，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上这种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文化，使全人类皆蒙受其利。 　　这里所说的“西域文化”，主要是指广义的西域。追溯西域文化的根源，十分复杂。就其大者而言之，不外三途：一是印度，包括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二是伊朗，即中国古代史书上的波斯；三是阿拉伯国家，即中国古代史书上的大食。 　　印度 　　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头绪万端，其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彼此所受的影响之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千言万语也难于说得清楚。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加以 　　叙述。 　　谈中印文化交流，首先是佛教的传入。我们对于佛教以及其他的宗教，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它有它的糟粕，这不容怀疑。但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中国的儒学素来是辟佛的，但是，事实上许多儒家的大学者都学过佛，佛教的教义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口头上是辟，骨子里是吸收。中国哲学史上的光辉的顶点之一的宋明理学，是吸收了佛教的一些东西，才能成其大，才能成其深。此外，佛教还带来了不少副产品，中国如果没有佛教的话，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建筑艺术，我们的绘画艺术，我们的雕塑艺术，决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此外，在天文、历算、文学、艺术等方面，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彰明昭著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中还有不少从印度来的词汇，例如佛、菩萨、僧人、尼姑等等一系列的宗教术语，仍然是老百姓嘴里常常使用的。 　　在物质文明方面，印度同样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是一般人不注意的。这个例子就是糖。 　　糖是我们今天天天吃的东西，看起来微末不足道，不值得去伤脑筋，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一部持续时间很久、内容异常曲折、头绪纷繁的文化交流史。它牵涉到很多国家，我在这里先谈中国同印度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蔗（最初写作“柘”）而无糖，蔗只饮蔗汁。古代的“饴”是用粮食熬制成的。“糖”这个字本身出现得比较晚，《说文》中没有此字。用蔗汁熬糖，大概在南北朝时期才有，工艺比较粗糙。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派人到摩揭陀（印度的一部分）去学习熬糖法；从印度学来了熬糖法，诏扬州贡上甘蔗，然后按照印度的配方榨甘蔗汁，熬糖，结果无论是在颜色方面（更白了），还是在味道方面（更甜了），都远远地超过了 　　印度。 　　这可以说是中国制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中国的熬糖法还不就到此为止。以后中国又从波斯学习，从埃及和伊拉克学，从西洋（明代的“西洋”和那以后的“西洋”）学习，熬糖技术日臻完善。明末，中国的白沙糖已经输出国外了。 　　波斯（伊朗） 　　在西域诸国中第二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国家是波斯。 　　伊朗是文明古国，历史极长，成就极大，在西域时盛时衰，起过重要的作用。伊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可以分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部分。在精神文明方面，伊朗的摩尼教在西域一带兴盛过一阵，后来也传入了中国。这个宗教同佛教不一样，兴盛过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衰微，终至灭亡。传到了中国以后，也是如夏夜的流星一样，在一些地区有过信徒，后来也消亡了。摩尼教的许多经典残卷，在中国新疆一带被发掘出来。另外一个伊朗的宗教祆教，也传入中国，后来也灭亡。伊朗宗教在中国留下了影响和痕迹，在建筑和艺术上有所表露。中国农民起义很多，有的利用宗教的形式，其中也有伊朗宗教。中国古籍中所谓“吃菜事魔”者就是。 　　伊朗艺术的风格和图案，在丝绸之路上，影响极大。在中国境内的一些洞窟中、壁画上都有伊朗的影响。 　　在物质文明方面，我首先还是讲一讲糖。从汉末起，中国古籍中就出现了“石蜜”这个词儿。石蜜是一种蔗糖，估计比较硬，所以名之以“石”。同“石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