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人性、人道主义潮流519402969.docVIP

爱情、人性、人道主义潮流 ——新时期文学中“人性”的变迁 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形成了新文学强烈的主体意识与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生了阶级论与人性论的争论，在有关的论争中有各种各样的偏颇。解放后，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在不断的运动中受到批判，人性论被加上了一个限定语“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甚至“爱情”描写都成为了禁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被否定，当代文学从17年文学到文革文学，文艺一体化，文学为政治服务，对于文学的功能理解的偏狭，文学创作被限制在某种主题之下，作家被迫不断追随当前的政治、经济任务，作家被动地适应社会为他们所指定的角色，当代文学对于人的理解也同样狭窄，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性与阶级性成为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被完全驱逐出了文艺创作的领域。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否定了17年的文艺，“对于一切牛鬼蛇神都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美术、音乐、舞蹈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随着文革的深入，作家基本上遭到清洗，作协组织解散，文艺与政治完全融为一体，当时的作家对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完全是把它作为政治任务来理解并执行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成为文化大革命统治文艺领域和作家创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理论，它的具体化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是这一理论的体现。革命文学的特点往往是追求升华，它的美学风格是崇高。在革命文学里，世俗日常生活被排斥。实际上，不仅革命文学，古典主义也同样有它自己的文学成规，在表现的内容上尤其是在主人公的表现上也有很多限制，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国王贵族，市民资产阶级只能出现在文学类型相对低级的喜剧里。在舞台表现上，不能出现死亡，不能出现流血的场景。这与中国文革样板戏在美学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从十七年文学开始，就开始排斥“儿女情，家务事”，到了文革文学彻底否定了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表现，没有家庭，没有爱情，只有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为了人物的升华，为了主人公的高大，英雄的世俗生活被淡化了。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成为当代文学的敏感区域，但是反升华的活动仍然很活跃，在文艺领域域，反叛的潜流仍然在悄悄涌动。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特殊的“地下文学”。文革结束后，他们陆续公开出版，“浮出历史地表”。这些作品表达了那个时代被压抑的内容，如《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应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具有更多、更广泛的权利，具有更丰富、充分的自由。但是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极左的政治路线造成了对于人性的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为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意，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扭曲，一部分人成为了“阶级敌人”，失去了人格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任意摧残和践踏人性，发生了空前的惨无人道的悲剧。人民这一名词被抽象化了，成为了权力者滥施权力的借口。 尽管文革时期，人性成为了禁区，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人性总是寻找空隙，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以后，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中，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总是借机寻找表达的机会。对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反过来也凸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地位，理论界加强了对于西方人性论、人道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杨绛在介绍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时指出，“斐尔丁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human nature）”。冯至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祖国的文学传统，向苏联文学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也给了它不少的影响。”《文艺报》1960年第9号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编者按语”指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也像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一样，是历史的产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战略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战争的根源，以不断革命求得人类进步和永久和平；这才是最彻底、最崇高的人道主义。”同时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伪善的学说，它力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尤其不能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反对把共产主义变成“天爱”的呓语。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也并不是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的发明。 冯牧在《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