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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的“更新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高、更强烈、更迫切。目前，我们还只是侧重维护农民工经济权益，而忽视甚至漠视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他们的文化消费意识不强、文化生活贫乏、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精神生活、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 　　2012年8月，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曾说过，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他们的权益诉求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取向和心理意识逐渐城市化，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权益诉求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一个美丽的“城市梦”，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很难实现，扩张的欲望和残酷的现实形成了严重矛盾。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他们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较小，正处于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 　　当前社会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给予高度重视，我们还基本停留在为农民工“讨薪”上。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普遍存在，他们感觉在城市看不到前途和未来，可又无从排解，从而导致各种心理问题：被排斥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近年来，富士康“十连跳”，以及新生代农民接二连三出现的暴力性犯罪现象，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困境问题日益凸显。 　　二、原因分析 　　我国典型的二元双重结构下的制度障碍，使农民工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从社会地位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属于农民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不平等和受歧视的环境里。在笔者与新生代农民工交谈的过程中，他们最愤慨的就是各种社会歧视，他们在生活中明显感觉到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 　　受自身素质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路途艰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虽较父辈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仍然局限于普通中等教育，随着城市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缺乏相应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若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很难在城市谋求立足之位。 　　企业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忽视。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长期被忽略。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无法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和精神情感困惑。而政府及社会大众并没有正视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与精神生活问题的关注都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三、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 　　如何维护新生代农民的精神文化权益呢，这需要协调各种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工会协同、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工作格局。 　　（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纳入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覆盖城乡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要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使离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社会的新认同，增强其共同体意识和“家园观念”。 　　1、逐步消除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2、设立专项经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政府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工作投入力度，制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文化经费投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3、充分利用城市公益性文化设施或建设相对固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及时创作适合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优秀文艺作品，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开展送电影、送演出、送图书等文化配送活动。依托社区文化场所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