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地下壮观.docVIP

晋阳地下壮观 　　2013年3月，在太原北面的忻州郊外田野中发现了一座古墓。由于盗墓贼的捷足先登，墓室里早已空空如也，只有墓道壁画完整保存了下来。甚至早在考古人员来到之前，附近村庄里胆子大的少年已经把这里当作他们玩耍和逞能的地方。在古墓遍地、自古以来盗墓成风的忻定盆地，这座墓葬的规模并不起眼，也没有精美的器物出土，然而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了轰动，记者、官员、考古学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一时间络绎于途。转过年来， 　　忻州古墓入选2014中国社科院“中国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成为当年山西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 　　古墓中仅存的墓道壁画正是吸引世人目光的焦点。2014年初，在现场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渠传福的导引下，我有幸在原址看到了出土不久的壁画原貌。长达30米、最深处6.5米的墓道两侧，两道狭长的直角三角形墙面上布满了彩绘的祥云、仙人、神兽、武士、战马和连绵不绝的骑射狩猎场景。在墓道的终点，墓门上方的照壁上画了一座望楼，楼内有两名侍女在向外张望，楼顶还有两只不知名的神鸟拱卫着一座火坛。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学者来说，这些画面既熟悉又陌生，它宏大的场面、丰富的细节、浪漫神秘的风格以及众多鲜明独特的角色形象足以令其跻身最重要的墓葬壁画之列；它们时代特征明确，不过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所知却十分有限；它们明显受到来自不同文化源流的影响，有些可能来自遥远的西域，但迄今为止，学者尚未将这些图像源流清晰无误地辨识出来。由于墓室被盗，墓志铭缺失，我们对墓主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墓道壁画无疑透露出关于其身世的某些信息，但也留下更多未解之谜。所有这些未知与神秘，都更增添了这座古墓的魅力。 　　忻州古墓的时代被定为北朝晚期，它的时间范围大约起止于公元534年～58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剧烈动荡、外来文化与中原文明充分交融的时期，王朝之更替正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这短暂的半个世纪里，曾经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鲜卑王朝北魏先是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魏和西魏），接着又分别被主事的军事首领迅速篡权而改朝换代（北齐和北周），最终，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对峙攻伐，西部北周胜出，吞灭了北齐，但旋即被颠覆，篡权后的将领建立隋朝，进而攻破南朝统一中国，历史从此揭过“魏晋南北朝”这分裂混乱的一章。 　　在整个北朝晚期，忻州所属的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太原地区――是东部政权（东魏、北齐）无可争议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大本营。尽管定都于今天冀豫两省交界处的邺城，东魏北齐的主事者高氏家族却始终以晋阳为自己的根据地。东魏时期，居于邺城的鲜卑皇帝徒有其名，事实上的统治者高欢始终在晋阳遥控他的傀儡，即使到了高欢次子、文宣帝高洋正式建立北齐政权之后，高齐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仍然长时间盘踞在晋阳，大修宫室，并频繁来往于被太行山脉分隔的晋阳、邺城两地之间。根据史书不完全统计，文宣帝高洋从天保元年登基到天保十年驾崩的10年间，往返晋阳邺城之行有明确记载的就多达26次。终北齐一朝，历代皇帝的登基与驾崩多在晋阳宫室，军国大事皆决于晋阳，除了皇陵所在，邺都属性多为礼仪性质。 　　促使高齐皇室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是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晋阳的战略地位，渠传福告诉我。除了在山西省考古所常年从事田野考古之外，渠传福的另一个身份是山西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北朝历史也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晋阳位于群山环绕的晋中盆地，在当时北有柔然、匈奴等诸胡袭扰，西与西魏北周常年交战，南隔江淮与南朝为敌的艰险环境下，据太行、吕梁、长城与黄河以守，可固若金汤，而突出于华北平原之上的邺城，与晋阳首尾相连，在和平年代固然便于统治疆土，作为经略江淮方向的前进基地，战时则太过暴露，不易防卫。 　　正因如此，尽管没有北朝皇陵，晋阳周边地区出土众多东魏北齐高等级墓葬也就毫不奇怪了。从艺术角度来看，这里不啻是一座北朝壁画的宝藏：从1970年代开始，太原周边陆续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武安王徐显秀墓、寿阳厍狄?洛墓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北朝晚期墓葬出土。与此同时，邺城附近等级更高的湾漳大墓、茹茹公主墓等皇家墓葬也出土了大规模壁画，但太原诸墓从艺术水准、风格差异和独特性以及学术价值上看，俱是独一无二的瑰丽珍品，汇聚一处，更令人如入宝山，目不暇接。 　　忻州古墓位于忻州城南，距太原70公里，周遭是连绵的沃野，中间有零星村庄点缀。这片二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名曰“九原岗”，有数座古冢隆然。对熟悉古史的学者，九原岗这个地名并不陌生。“九原”作为墓地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其中“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的故事，记载了春秋晋国的卿大夫赵文子在其家族墓地九原与大臣叔誉的一段著名对话。这段对话被后世文人频繁引用，于是九原也变成了墓地的代名词，成为中国贵族文人向往的安息之地，中国典籍中，被称为“九原”的地方并非一处。 　　赵文子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