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集群的多维解构及演化路径研究.docxVIP

全球化视野下创新集群的协同演化及政策启示1.引言 由于集群在实践中能够促进新企业的形成、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及创新能力(Beaudry and Breschi 2003; Boschma 2005; Gordon and McCann 2005; Rosenfeld 2007)，而创新在集群中发生的频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Maskell and Malmberg 1999; Porter 2000)，从区域层面激发创新成为欧盟一系列动议的重要目标(Mastroeni, Tait et al. 2013)。为了发挥“集群式”的创新优势以应对国际竞争压力，创新集群被OECD当作重要的区域政策工具提出，成为继国家创新系统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框架概念。创新集群通常被解释为简化的国家创新系统，包括组织机制、内部关联及演化动力等(Brocker, Dohse et al. 2003)。由于集群理论广泛的适用性，“创新集群”一经提出后就很快被学术界和政策领域所采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创新集群的研究热潮。 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创新集群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学理上的定义，至今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分歧(Arthurs, Cassidy et al. 2009)，因此，对于创新集群的本质属性进行阐述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欧委会的观点，创新可以解释为在经济和社会氛围中对新奇事物的成功生产、吸收和开发(Commission 2003)，这一概念将创新解释为不同新奇事物商业化的过程，包括生产创新、过程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至于集群，其初始内涵为在空间维度的地理临近(Weber 1962; Marshall 2004), 这种临近将会通过技术溢出和规模经济产生更多的价值增值，创新绩效也将因为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学习过程得到大幅度提高。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除了空间维度以外，制度因素、组织机制也成为阐述集群本质的重要维度(Cooke, Gomez Uranga et al. 1997), 尤其是在技术经济范式中，信息技术加速了技术扩散，集群的本质逐渐从传统的地理临近转向为新的虚拟化交互作用(Passiante and Secundo 2002)。 在现有文献中，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关注创新集群的指标、发展条件、支持机构、竞争环境以及现行绩效(Arthurs, Cassidy et al. 2009) ,以及合作研究网络(Liyanage 1995)等。在区域层面，现有研究试图在国家创新系统框架下重新刻画创新集群关键特征(Spielkamp and Vopel 1999),并在区域层面上研究创新集群是如何催生知识经济的(Muro and Katz 2011)。鉴于创新集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有研究难以给出创新集群学理上的确切定义，而借助于地理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等多学科知识，将有助于解构创新集群演化的动态特征及其本质，而考虑到生产资本和智力资源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的配置，从全球化视角对创新集群演化展开研究无疑能够为政策实践提供更加贴切的证据(Montresor and Marzetti 2008)。 2.全球视野下创新集群的协同演化 由于创新集群的定义存在过多分歧(Davies and Ellis 2000; Benneworth, Danson et al. 2003; Martin and Sunley 2003; Boschma 2005; Malmberg and Power 2005), 而且知识体系过于碎片化，描述性内容占主导(Arthurs, Cassidy et al. 2009)，我们将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技术链作为主要维度，对创新集群的协同演化进行分析。2.1 “集群”内涵的演化 在早期的集群内涵中，空间临近是集群重要的实现机制。在区位理论者(Weber 1962; Marshall 2004; Coletti 2010)的论述中，空间临近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概念，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临近能够带来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和生产外部性等优势。在重工业时代，这些优势构成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能够通过大宗货物采购、大宗货物运输等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随着产品变得复杂化，高技能劳动者成为影响企业生产的首要因素，这一阶段企业开始向低劳动成本区域集中，拥有广泛的内部生产网络、能够实现大宗购买和销售，以及具有基础设施便利条件的区域开始成为集聚区(Malerba 2007)。 在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企业产品变得更加精巧和智能化，知识获取成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并成为产品附加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成为“集群”功能的重要实现方式。由于创新更容易在不同主体互动的情形下发生，而这种互动通常是随机和多元的，非空间性的合作就显得格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