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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石雕貔貅造型貔貅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产物, 作为祥瑞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 其造型形态从出现到现在,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更替, 在中国大地上历劫不衰, 形成极具民族特色, 而且深入民心, 群众基础极为深广的艺术形态。在数千年的风雨历程中, 貔貅集众多审美需求于一体, 形式日臻完善, 不仅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造物智慧, 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 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具有典型性的造型形态符号, 以旺盛蓬勃的生命力, 昂首挺胸地步入信息时代。据《汉书》记载:“乌戈山离国有桃拔、狮子、尿牛。”孟康注曰:“桃拔, 一曰符拔, 似鹿尾长, 独角者称为天鹿, 两角者称为辟邪。”这里的桃拔、符拔、天鹿(又称天禄)、辟邪都是指的貔貅。自古貔貅分为三种类型:无角的称为符拔, 独角的称为天禄, 两角的称为辟邪。古代传说中的貔貅本为神兽, 与凤凰一样, 分雌雄, 雄性为貔即天禄, 雌性为貅即辟邪。在古代典籍中多有对貔貅的描述。《后汉书· 卷八· 孝灵帝纪》:“复修玉堂殿, 铸铜人四, 黄锺四, 及天禄﹑虾蟆。”《礼记· 曲礼》中有:“前有挚兽, 则载貔貅。” 《晋书· 熊远传》中记:“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逸周书· 周祝》中说:“山之深也, 虎豹貔貅何为可服?” 《史记· 五帝本纪》中载:“(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 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徐珂著《清稗类钞· 动物· 貔貅》中说:“貔貅, 形似虎, 或曰似熊, 毛色灰白, 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 雌者曰貅, 故, 古人多连举之。”唐代张说著《王氏神道碑》中赞:“赳赳将军, 豼貅绝羣。”元代王实甫著《西厢记》第二本楔子有词:“羡威统百万貔貅, 坐安边境。” 清代毕著著《纪事》诗:“乘贼不及防, 夜进千貔貅。”柳亚子著《读史》诗之七:“绿林家世拥貔貅, 乳臭儿郎据上流。” 《十州记》有:“聚窟州有辟邪天鹿。”《急就章》有:“射魃辟邪除群凶。”等, 众多典籍亦有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而实则貔貅的由来更为久远, 应是出自图腾时代对动物的崇拜。在原始时代, 先民们似乎感觉到身边的一切生物与物质都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他们仰慕永恒屹立的大山, 敬畏令百兽震恐的猛虎, 惊羡在水中自由生息且繁殖力极强的鱼类、蛙类和在空中自在飞翔的鸟类、生命力强而又令人恐怖的蛇及爬行动物… …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牛和羊。由渴慕生出的亲切感使人类确信其中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是自己的先祖, 是自己的亲族———图腾(TOTEM)。并坚信图腾物有力量和能力帮助自己战胜敌人和野兽, 或战胜或逃避自然灾害。于是, 人们虔诚地供奉和膜拜图腾物、模仿自己的图腾物… …人们在神圣的集会场所或居住地供奉图腾物, 如动物头骨、仿制品、画像、象征物等, 这便是最初的“图腾崇拜”。图腾是打在人们心灵上的烙印, 是一个特定的人群———氏族、部落、民族的标志和守护神, 是人们心灵的庇护所和希望寄托之所在, 是血浓于水的凝集力之源, 是泛滥在民俗民风之中的光华并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貔貅则是中华民族图腾文化体系中最为特殊和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是体现图腾文化的典型符号。人类的精神因素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来表达, 因而作为人类生活方式载体的各种创造物, 必然承载和表达了人类的各种精神因素, 从这个角度上讲, 人类创造的物质形式与生命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通过分析貔貅的源起可以看出, 自汉代以来, 中国祥瑞文化的理念通过似貔貅等众多独特的造型形态被广泛地传播和应用至今。貔貅甚至还是古人对熊猫的别称。据《逸周书· 尝麦解》与《史记· 五帝本纪》等古籍合参, “皇帝, 教熊、罴、貔、貅、貙、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三战,然后得其志”。其中前四种:“熊”指黑熊即狗熊;“罴”指棕熊即马熊;“貔”指大熊猫;“貅”指小熊猫。如此则前四兽皆属熊类, 而凡熊类皆是黄帝族之图腾。可以这样说, 貔貅是远古图腾遗留在当今社会的不断被重新诠释的文化符号, 闪耀着源远流长的古图腾驱邪祈福的光辉, 代表着特定人群心灵中美好的期望与渴求。虽然信息时代急促的步伐正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 人类已登上月球, 进而窥视火星和更遥远的太空, 在这个连“现代艺术”都显得过时的时代, 貔貅独特的造型形态却依然能够唤起全世界华人血浓于水的情结, 可见远古图腾文化的魅力永在。汉代是中国祥瑞文化繁荣发展的一道分水岭。自汉以后, 中国的祥瑞文化便开始并带有一种寄托“天意”的唯心主义观念, 认为凡人间所有的好坏事都有上天相应的吉兆或凶兆预先显示和降临。好事发生的预兆为祥瑞的兆应, 貔貅则是祥瑞兆应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貔貅作为龙生九子中的一个, 具有腾云驾雾, 号令雷霆的本领;有辟邪、挡煞、镇宅、纳财的功用;具有凶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