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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釋義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作品號稱難讀。尤其是他的方法論著述，除了具有他其他作品之共同著作特色──蕪雜、艱澀、啟人疑竇──以外，還有方法論論述本身所特有的、因概念分析與邏輯論辯而來的「虛玄」以及韋伯喜愛捉對廝殺所導致的行文「糾纏」。倘若再加上能直接閱讀德文原著能力之必要性的話，那麼韋伯的方法論著述對台灣的研究者而言簡直就是「有字天書」。 韋伯方法論的重要性問題 韋伯方法論作品之不易研究，除了述諸種理由之外，還與一個隱晦難解的問題有關，就是究竟他方法論著述的重要性如何？值不值得我們重視與深入研究？ 為甚麼這是個影響重大的問題呢？因為一個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之學術重要性一旦被懷疑或引起爭議，就勢必減低研究者對它的研究興趣與認真程度，而不認真的研究態度又會影響對它研究所得的結果。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件要求人全力以赴的事情若不在行動之先就標舉其正確性與重要性的話，又如何教人全心全意去為它犧牲奉獻呢？這種既艱難而又不一定會有具體明顯收穫的工作，沒有人願意犧牲奉獻去做，又怎麼會做得好呢？ 以上而言，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論。至於韋伯的方法論著述，則有它特殊的疑難情況。由於一般韋伯研究者之所以賞識韋伯，大都是因為「震懾」於他淵博的歷史知識以及匠心獨運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而不是賞識他之為一位偉大的方法論者或是科學哲學家。只有少數研究者特別推崇其方法論成就，認為韋伯方法論的價值不輸於其實質歷史社會研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概可歸結為以下四點： 第一，韋伯自己說了不少容易令人誤解的話，對其方法論的評價甚為不利。譬如他說過：「只有當實質問題被發現而且被解決時，科學才能建立，而且科學方法才能持續地發展。而純粹地認識論上與方法論上的反省對如此的發展，從未扮演重要的角色。」；「方法論只能幫忙我們把研究中證明具有價值的方法，從思考的瞭解提升至明顯的意識層面。它並非豐富智力工作的先決條件，就如解剖知識不是正確步行的先決條件一樣。」；「現在，一些像股方法論的瘟疫的東西正在我們的學科中蔓延。甚至幾乎不可能沒有一篇純粹經驗性的論文裡作者（就與其名望攸關而言）不發覺有需要加點兒『方法論的』評語。這很容易會導致『蛙瘟』的故事所說的情況。為了走路是不需要知道關於某人的腳的解剖學的。解剖學只有當一個人走法不對時，才有實際上的重要性。」 第二，對韋伯行誼具有無上詮釋權威的韋伯夫人，也在其《韋伯傳》中寫道：「韋伯並不希望成為一個專業的理論家，因而他對如何將其思想予以系統化地呈現並不關心。即令他對方法論之慧識有著很高的評價，這並不是因為理論本身的緣故。他之所以欣賞理論，是因為理論足以作為幫助澄清那些掌握具體問題之可能性的絕對必要的工具。」 第三，受到近三十年來科學史研究及「反方法」科學思想的影響，有人認為，一旦一個本來做實質歷史社會研究的人開始寫方法論的專著，就表示他創作能力和對知識的熱情都已消退──因為已本末倒置，將原來只是輔助性的、參考性的知識，當作是主題性的知識追求目標。他們認為韋伯方法論之價值也該作如是觀，不管韋伯自己對這些部份的看法如何。 第四，部份韋伯研究者認為韋伯的方法論見解並不特別有價值，所以認為比起其獨特的歷史社會論述而言較不重要。至於不欣賞韋伯方法論論述的原因亦可大分為三：一是認為韋伯只有提出問題的能力而無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認為韋伯的方法論見解尚停留在粗淺的探討階段且完全閉處於德國歷史主義的反省脈絡之中、三是認為韋伯的方法論論著寫得雜亂無章而且可能完成於他精神疾病尚未完全康復之際。 面對這些對評價韋伯方法論著很不利的理由，能夠扭轉乾坤的解釋可能性並不太多。最強有力的相反解釋就唯有靠認真而確實地抉發韋伯方法論之全部精義才有可能了。這種工作並不是從來沒人做過，但能夠這樣做的學者一向不多。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只是將韋伯方法論的見解關聯到當代已經發展出來的方法論思想來了解，或者只是特別推崇韋伯關於「價值自由」的主張，或者特別深入探討其「理念類型」(Idealtypus)概念之內涵及其適用脈絡。此外，也有人就韋伯自己對待其方法論作品之態度作一種直角扭轉性的新詮釋，以求補救其字面上一面倒的不利解釋態勢。這種新詮釋的主訴理由主要在於下述這一點：韋伯從來就強調一種做人處事的「切事」（或稱「就事論事」，Sachlichkeit）態度，所以特別看不慣當時那些順著所謂「方法論爭」(Methodenstreit)潮流而充斥學界的半調子方法論論述，認為必須有人挺身出來作澄清天下的功夫，把甚麼場合該發揮甚麼樣的價值說清楚，尤其必須釐清科學寫作的各種分際，在這樣的情況下，方法論之診斷及澄清的工作就十分重要了。 其實提出韋伯的「切事」態度來扭轉對韋伯方法論之不利解釋，其含義是十分深遠的。因為一來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