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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同纲领所想 “人民中国”的内涵，最早在延安时代提出，由《共同纲领》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部1949年9月出台的“临时宪法”这样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这四个阶级，组成“人民”的内涵；而这个意义上的“人民中国”，也同样反映在同期诞生的五星红旗上。 五星红旗的内涵 自诞生之日起，国旗就是最具政治象征含义的国家符号。现代中国的国旗几经变化。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曾打出“十八星旗”。十八颗黄星，象征“中国本部”十八省。这十八省，正是明朝的中国版图。孙中山同盟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恰好出自朱元璋当年北伐檄文中的名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当然并非巧合。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稍后，国民党时期的国旗，即“青天白日满地红”，以红白蓝三种色彩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也象征三民主义。这其中的含义较为含混和牵强，唯有“满地红”所隐喻的先烈的热血，倒是透露出国民党曾经也是个革命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以红地象征革命，一颗大星表示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共同纲领》所表述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4年制定的《宪法》不再提“四个阶级”，但仍主张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是当然合法的成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但是，在此之后，甚至在文革期间，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或政治团体的8个民主党派却依然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即使在文革时期，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某些基本内容，仍在延续。从理论上讲，“五星红旗”所展开的中国政治架构，在当代中国的60年时间里，始终延续着。 从古代的“四民”到当代的“人民” 按照《共同纲领》的说法，在新中国，共有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共同组成“中国人民”的范畴。 “人民”的这一内涵，与中国古代的“四民”概念，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自《管子》立论之后，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朝，士农工商，一向就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分类方式。在新中国，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大体上也对应于传统的“四民”，只是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代，工人阶级（工）超越农民阶级（农），排在四个阶级的首位；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士），从过去的首位降为第三，排在两个劳动阶级之后；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商）的位置没有变化，依然排在末位。 在古代的“四民”中，商人拥有资财，却始终忝居末位。中国古代大多数时期，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刻意排抑商人阶层。实行这种政策的根本理由在于：商业活动的前提，是社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在古代社会，生产技术相对低下，剩余产品有限，不能支持商业资本的持续扩张；如果人为地发展商业，必然导致强势集团巧取豪夺，强行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人为地制造出“剩余”。所以，国家必然要以法律、政策和伦理手段，约束和限制商业活动。 但是，“抑商”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抑商”并非“灭商”。中国古代，商业活动始终存在，在两汉、唐宋和明清等时期，商业活动往往相当繁荣，甚至一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既控制商业资本的成长规模，避免它颠覆社会秩序的综合平衡，同时，又懂得借助资本的活力，刺激、调节社会生产和流通。 古代社会对待商业资本的这种“中左”路线，一直影响到20世纪。实际上，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毛泽东利用、限制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以及1980年代所谓“鸟笼经济”的概念和政策，仍然延续、发展了古代对待商业资本的辩证方式。 三个文化传统的融合 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与现代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古代的遗产，延续到了现代，仍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这个历史遗产，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了道、释等元素，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古典传统。与之并存的，还有“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以及1949年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 这三种文化传统，各有所长。古典传统强调人际协调，重视“家”的价值和作用，其勤劳节俭的工作—生活伦理，在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不匹配的条件下，对广大中下层群体的人生形成强大的支撑作用。但另一方面，古典传统又容易造成人身依附、抹杀个性和绝对服从的弊端，尤其是在政治领域。 在工业化时代，个人生存的空间因经济技术的跨跃式进步而大幅度扩张。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启蒙传统，强调个性、自由、平等、独立，是对古典传统的重要校正。所以，在“五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