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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罗洪作品中婆媳关系书写的贡献 　　内容摘要：同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登上文坛的女作家，罗洪并没有凭借女作家的身份和创作赢得名声大噪的优势，她却趋于被遗忘的境地。然而，罗洪作品中对于婆媳关系的探究既丰富了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世界，同时也彰显了婆媳关系在时代流变中的社会特色和文化取向，本文将从罗洪描摹事态人情的众多作品中抽出其关于婆媳关系主题的创作，剖析其带有折中色彩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罗洪 女性文学 婆媳关系 　　罗洪的文学史地位是尴尬的存在。郑树森说：“在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中国作家里，罗洪大概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赵景深评价罗洪的小说：“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罗洪却是写实的……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以前的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这里可以看出罗洪作为女作家出离女性特色的书写但同时又保持着自己个性的特点。 　　一.开合有度的女作家罗洪 　　现代文学史上与罗洪相似，关注社会和女性成长的作家不乏其人，如丁玲、袁昌英、萧红等。她们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罗洪也不例外，赵景深说：“我尤其欣赏描摹人情世态的那几篇。” 　　罗洪以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独具女性主体意识的创作闯入读者的视野。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环境，罗洪在战乱中随丈夫朱雯辗转流离，其间的经历“社会给我的一点悲哀，或是个人生活的一点悲哀”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罗洪自己也说“文艺对于社会，可以说经常的带有一些革命性，带有一种斗争的精神。”她的创作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政治话语的模仿痕迹。在罗洪努力追求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她又自觉地试图摆脱政治话语、写出贴近生活的文学作品来“洞烛人世间一部份的人情事理”。因此，在表现革命题材的作品中，她没有同时代谢冰莹“红”得热烈和鲜明；在书写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时，她又试图挖掘其中丰富的人性，对于当时反封建的文化氛围来说，又显得批判力道不够。正是这点折中，使得罗洪没能迎合革命时代的趣味而被历史遗忘。她的小叙事随着时代的“大手笔”也一同被遗忘了。 　　重读罗洪的作品，越发觉得她折中的创作特色因具有穿越历史的人文特色而越发珍贵。林传霞说：“罗洪的作品聚焦于家庭之中，展现旧时代女性的生命形态和人生意义。”本文将以女性文学世界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婆媳关系创作的特色，重点解读罗洪在“极经济、极集中”的短篇《念佛》和《逝》中对婆媳关系的书写，探究其与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婆媳关系创作的联系。 　　纵观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婆媳关系书写的话语流变史，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冰心《最后的安息》、石评梅《弃妇》、凌淑华《一件喜事》等创作的关于婆媳关系的作品主要围绕着弱媳妇和“恶婆婆”的紧张关系展开的，婆婆总是在交锋中处于胜利者的地位。“在封建男性家长缺席的情况下，婆婆是作为家族男性文化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出现的，她受到男权文化的同化而自觉削减了女性的文化属性，这时的婆婆站在与媳妇完全对抗的老者文化和男权文化的立场上实施着对晚辈女性的统治。”毋庸置疑，五四女作家书写婆媳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为了适应反封建的革命需要，是精神弑父的张扬。她们的创作因自觉地隐藏了女性的主体体验而充斥着强烈的政治话语色彩。 　　林传霞认为“真正将婆媳冲突作为叙述中心的作品集中出现在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乡土作家和一些女性作家笔下”。罗洪关于婆媳冲突的书写通俗而生动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境遇。无论是从具体的文本阐释或者创作中的探究意识，罗洪关于婆媳关系的书写都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贡献。 　　二.消融政治话语的日常叙事 　　罗洪对婆媳关系的叙述超越了以往概念化地书写模式：通过描写旧式恶婆婆对媳妇的压迫以揭露封建宗法制的丑陋；罗洪的书写解构了宏大叙事的模式，带着鲜明的日常叙事的特点。 　　罗洪对社会问题的探究热情激发了她关于婆媳关系的探索。她说：“两个短篇写了家庭问题，同样是两代人的纠葛。”不同于五四时期为了服务于革命需要而把政治观念硬生生地嵌入婆媳冲突的叙事结构之中。《逝》和《念佛》这两个短篇显示了罗洪独具魅力的创作特色，作者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新一代婆媳关系的心理形成机制。《逝》中的老太太直觉地对媳妇的任何言语和动作都不满，“老太太说媳妇是一个坏人，嘴里给你糖，心里却给你刀。”《念佛》里的周三太太认为“儿子是自己生的，媳妇是外面娶来的我不敢妄想她怎样的孝顺呢。”这种主观臆断而产生的婆媳问题是通过婆婆们的心理活动传达出来的，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婆媳冲突的心理根源。罗成琰说：“婆媳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她们都是家族文化中的异血缘者，她们以非血缘身份进入家族结构中。”罗洪毫不掩饰地把长久以来存在人们心中的想法在小说中表露出来，这样直白的陈述恰好凸显了一个女性作者的身份在言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