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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诚信到契约文化 　　法治，乃良法之治。法治意味着唯有体现全体公民公共意志的法才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得超越其上。特别是，法治意味着，执政者的管理行为，必须以法律为根据，即法无规定的权力不能为，法有规定的义务必须为；对于公民，则要求有良好的守法观念，要有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法治社会要求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上升为社会最高的行为准则（这里的法律指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广义的法）。 　　法治的表现，不仅仅是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体制程序的确立，还在于对它们充分有效的贯彻体现，坚定不移地持续执行所产生的效果。所以，保持对程序和实体公正的充分理解和尊重，自觉地加以贯彻和实行，是打造法治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根本途径。对于公平正义价值、契约精神、诚信观念等基本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等法治文化层次的构建，才是最艰难最根本和更高层次的构建，才是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和长远任务。透过社会现象看到法治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努力使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落实到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各个主体之中，成为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固有理念和自觉行为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普遍地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们内心确认和自觉遵守的普遍行为准则的时候，就上升为法治文化的高度了。法治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谐社会理念、契约文化理念与诚实守信观念等不同角度的内容。 　　契约文化是指文化与法治思想内在关联，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合理条款的认可、对有效合同权利义务的信守的契约精神等。社会关系契约化是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契约过程为中介，契约过程是人们表达自由意志的过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为法律层面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相结合的过程。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必然要求法律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相互间甚至整个社会的成员（包括政府、团体、法人、自然人等）之间都不能重诺守信、完全不能彼此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是曾经达成过契约的，法律条文和契约合同还有用吗？还能谈得上法治吗？而这，恰恰是法治文化的范畴，是契约文化与诚信观念的本能反应。当然，缔结契约在法治社会也必须受到社会公理和社会道义的规制，并由人们普遍的诚信观念作为契约文化的基础保障。 　　契约文化在现代法治文化构建中，是如此的重要，是法治文化的基础元素。没有契约精神，即使良法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严格统一实施。我国正大力推动民主法治进程。但是，我国历史上自汉朝董仲舒以来，法制建设曾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因为长期的儒家文化诸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春秋决狱，以心论罪”等法制文化观念以及由熟人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化的缓慢、行政与司法分离的落后、契约文化的缺失以及诚信意识的淡薄，严重制约着我国法治思想理念的普及和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应该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我国法治文化层面的建设，更加落后于法治制度层面的建设。尤其是以诚信为核心内容、以“愿赌服输”为主要表现的契约文化，更加缺失。这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谈到契约文化的时候要特意联系“诚信”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虽然不像西方国家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将契约自由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但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也是崇尚诚实守信的吗？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缺少公民意识。更长时间更多的几乎完全是皇帝和菩萨说了算，并没有出现过法律主体的公民，也没有出现过元老院之类的独立立法机构。传统的诚信观念更多地是建立在迷信皇权和因果报应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公民意识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诚信意识。所以，讨论加强法治文化的契约观念，强化公民意义上的诚信意识，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其实，在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立法上，也可以看到契约文化与诚信理念的重要性的体现，这恰好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制度建设先导于文化层面的建设。如我国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刑法的被害人承诺免责条款等。 　　当代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主要社会规范。法律也就与其它社会规范一样，具有人类社会共有的特征属性，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特性、文化特性。毫无疑问，人们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过程中，如何调整和规范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行为模式，也必须从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普遍的社会现象入手。研究指导法治文化建设，尤其是法治文化建设中作为基础元素的诚信理念和契约文化，就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现象着手。下面我们就再从社会法律现象的几个真实案例，对诚信观念和契约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加以求证： 　　比如：某镇政府，在开发某块近郊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过程中，将先前已经发给居民帅某某的宅基地使用证，以帅某某是以欺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