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以前是没有雾的惠斯勒画出来才有了雾.docVIP

伦敦以前是没有雾的惠斯勒画出来才有了雾 　　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励志教育，爹娘老师单位领导，无一不教导我们早起的鸟儿有食吃，生怕我们偷懒生怕我们堕落生怕我们闲出毛病来。一个废柴的另一种说法是“一个无聊的人”。闲得蛋疼的家伙一定无聊之极的。 　　不可否认，所有的励志教育都是功利的。头悬梁锥刺股苦读，因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到一根筋，就是失心疯的范进。早晨六点，我起床晨练，满大街都是匆匆忙忙的学生。7岁的小童书包有十几斤重，初中的孩子读到后半夜2点，自打上学就没睡够7个小时，爹娘还要把哈佛大学彻夜不眠的学生，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发给孩子看。 　　最后，爹娘老师还要指责严重睡眠不足的孩子没有创造力。呜呼哀哉，可怜又可怜的孩子。 　　在勤奋的眼里，休闲是堕落的。和一个乖乖女吃饭，她大学时少做了一次作业，就严重怀疑自己堕落了。 　　我在数学方面就是一废柴，盖因这方面训练不够。我高度认同专业领域的1万小时定律，无论你打乒乓还是背英语，用够1万个小时的功，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和专家。 　　但是对于艺术，对于创新，还需要与勤奋根本不沾边的东西，那就是“无聊”。你必须保证自己这一生有足够的无聊时间。比如发呆，比如扯淡，比如晒太阳吹风坐上绿皮车毫无目的的闲逛（或者叫流浪）。 　　英国人阿兰·德波顿就以这个理论写了一本极薄的小册子《无聊的魅力》。首先做一个声明，如果你正焦虑万分的期望取得任何意义上世俗认可的成功，那就不用去读了。不是它不能帮到你，而是你没有心思读下去。 　　德波顿在“忧伤的快乐”里说：“如果只为思考而思考，我们的脑子可能不愿去好好思考”。这样的经历大家都有过，一个问题用惯常的方法解不开时，放下它，出去走走，散散步，总之不去管它了，然后，突然的，就像神从脑袋上飘过，好方法从天而降。 　　我的一个做创意产业的朋友，每接到一个大单，除去做好案头工作准备好所有资料，他觉得差不多了，又差得很多时，就背上帆布包去火车站，买一张绿皮车的票，当然要人少之又少的那种，然后，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出发，他决心不让自己思考与那个大单有关的任何关键词，看着树木一排排的掠过，田野、庄稼、炊烟、野狗，渐渐地，他松弛了下来，有点儿瘫软了的感觉，白痴一样的眼神儿，间或，抽风一样在一个荒唐的地方下车，吃货，找地儿倒头就睡，香甜无梦。第二天或许又上了绿皮车，也许是马车（如果刚好有又想上），或许借了或买了个二手自行车，也或许撩开蹄子就颠。不接电话，不回短信，不刷微信。少则几天多则一月，蓬头垢面的回到城里。创意，从天而降。 　　德波顿认为：火车最益于思考，因为风景不单调乏味，速度适中。后来他在“机场散心”里说：“飞机也适合。但是似乎飞到天上更适合疗伤，脚下是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云朵带来的是一种宁静，脚下的一切都极其渺小了。飞机帮我们超越了他们”。 　　“全然陌生的环境能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高度审视我们的生活。这样的高度，是我们在家中（单位），为日常琐事烦扰时所达不到的。” 　　这说明我们是需要环境引导的，也说明环境是多么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暂时的逃避某些家庭（单位）的桎梏，逃离某些思维习惯和世俗社会的条条框框。”对生命是极其重要的，就像在大海奋力游泳的人，总得爬到岸上来喘口气。 　　德波顿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奥斯卡·王尔德曾说，伦敦以前没有雾，直到惠斯勒画出来后才有了雾。” 　　伦敦以前当然是有很多雾的，只是没有惠斯勒的作品来引导伦敦人的视线。这句话也可以为我们诠释艺术的价值。我曾听人困惑地说：“艺术有蛋用呢？如果不能卖钱！”我无言以对，艺术如何温暖和抚慰了这个世界，你是没有办法和一个只认红烧肉的家伙说清楚的。你得从马斯洛的人生五种需求说起，可是，你又如何跟这个家伙说马斯洛呢？他会睁着一双无知到可耻的大眼睛对你说：“可是，马斯洛有蛋用呢？他能解决转基因的问题么？” 我只有抱头鼠窜了。 　　现在打住，我相信N多未谋面的朋友与我有一样的共识，或许读到这里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发出会心的一笑呢。 　　我们从前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工作是幸福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的幸福吗？一部分吧。肯定不是所有的人。我知道有些人恨死了工作，我的一个朋友逢节假日早七点准时醒来，目光炯炯有神，小灯泡一样。凡是工作日，五个闹钟也叫不醒。好容易熬到50岁，终于可以内退了，政策突然变了。还得靠那五个闹钟，打算咬牙再挺五年，政策又变了，养老金不够了，得干到65岁了。她嚎啕大哭。 　　工作对于她，一定是不幸的。那还用说吗。 　　我想有一半的人工作是为稻梁谋吧，另一半或许是为了一个伟大或不太伟大或许根本不伟大（比如12罗汉盗银行）的理想。德波顿说的更厉害，他认为：“有些工作肯定能让人产生成就感，但大多数工作并非如此，并且永远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