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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医疗体系职能回归必须由政府干预 　　村医，位于中国医疗服务网络的最末端，只不过，他们的力量如今已经难以负载起将近9亿农村居民的健康重任。医学生不愿意主动“下沉”，老村医逐年退出。青黄不接，前途渺茫，成为村医之殇。而村医代表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群体，而是折射出基层医疗乃至中国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尴尬现状。 　　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三级医疗体系名存实亡，四年医改无样本。廖新波何出此论？日前，就当前医疗服务体系诸多热点话题，他接受了《小康》记者专访。 　　医改重在改到体制 　　《小康》：您提到三级医疗体系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为何我们没能建立起真正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廖新波：在医疗服务领域，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眼睛一直盯着硬件，建楼房，给仪器。长期以来，忽视了人这个核心因素，人本主义哪里去了？说到底，就是人才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激励手段，就无法留住医学人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水平堪忧。 　　医院“反哺”政府，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号召大医院扶持小医院，但是没有给大医院相应的资金投入，大医院只得从患者身上“找”钱。而被动的“大手牵小手”也只能是让这些大医院走走过场，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这样的一种体制怎么能真正建立起三级医疗体系呢？ 　　第三个原因则是，双向转诊制度名存实亡。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三级体系功能分工非常明确，如果向上级医院转诊，必须经由2个医生共同签字。而如今我们的愿望却与现实相违背，一张医保卡走遍天下，既然在哪个医院都能报销，在哪里都可以看病，人们自然会趋向优质医疗资源。患者无法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没有病人就诊，基层医疗人员难以留住，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演变成基层医院无人看病，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结局。 　　政策的错误引导，导致很多医院盲目扩张。我见过很多县医院，盖大楼，加床位，当地政府把这个作为政绩工程。殊不知上级医院的扩建，会导致“虹吸现象”出现，吸引更多的人向大医院流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已经丧失了其应有的组合功能。新医改实行4年多，并没有实现患者和医生双下沉的预期愿望，原因就是没有改到体制，还在过去放任自流的状态下徘徊。 　　《小康》：三级医疗体系的现状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那在您看来，被当做样本的“安徽模式”是否为此提供了一些破解思路？ 　　廖新波：安徽模式，是非常典型的政府包揽。不可否认，它有一定优势，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比较明显的是缺乏激励考核机制。这就容易陷入医生推病人的怪圈，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何必要冒风险呢，结果把病人层层推向上级医院。大医院的看病难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方面讲，安徽模式是一种不理想的模式。在我看来，医改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就是要引用一定的激励考核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使医生“职业复位”，只看病人，不用考虑钱的事。 　　医疗服务体系应成为一把手工程 　　《小康》：新医改实行以来，创造了一些地方模式，最近也被提到“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您认为对于中国医疗服务体系而言，新医改所带来的亮点，以及仍需完善的地方包括什么？ 　　廖新波：有关方面宣布，医改取得了巨大阶段性成效。其主要成效包括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降低。 　　事实上，在我看来，新医改的最大亮点就是建立起一个医疗安全保障网，96%的覆盖率。但这仍未达到预期目的，保障网也加剧了大医院看病难的问题。第二个算作亮点的恐怕就是县医院的扩张基本完成。然而在医疗服务资源释放的同时，病人也越来越多。一个悲伤的问号形成了，这是刺激了看病的欲望呢，还是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得本就不好呢？是不是病人越多医改任务就完成了？显然，一级、二级预防工作没有做好，双向转诊制度名存实亡。 　　医联体也是蹩脚的，不是政府主导的行为，而是医院自身的市场划分，区域割据，军阀混战。下面的患者仍不断向上流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外，医药流通领域确实做了一些探索工作，但是仍未从根本上革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存在，如何建立起一种实现医生自身价值的体系？没有答案。如果单纯取消以药养医，而新的补偿机制无从建立，那只会按了葫芦起了瓢。 　　《小康》：包括基层医疗体系在内，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廖新波：最大的问题出在投入上。虽然对于医疗体系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和乡村获得的投入却存在差异，城市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在县一级医院，甚至还存在医院反哺政府的行为。由于缺乏公平的投入机制，基层医疗体系难以承担初级卫生服务功能，大量常见病病人上流大医院，也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除了建立起公平的投入机制，对于整个医疗服务体系而言，这项工作应该成为一把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