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晚年.docVIP

浅谈鲁迅晚年 　　摘 要：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鲁迅晚年的研究却处在薄弱环节。本文着眼于鲁迅的晚年生活和思想，以期从中体悟鲁迅生命的本真。 　　关键词：鲁迅；晚年；生活；思想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鲁迅晚年的研究现状 　　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林语堂在《悼鲁迅》中说他是“一个受了满身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的胜利的‘武夫’作家……”林贤治在《鲁迅思想录》中说道：“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革新家，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势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既然鲁迅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了解中国国民，我们就不得不先去了解鲁迅，特别是他的晚年。 　　“与鲁迅早期及中期的思想研究相比，鲁迅后期（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尤其是晚年上海时期的思想研究尚是目前鲁迅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1]或许是因为时代的隔膜和历史的模糊，我们今天再去看鲁迅晚年的时候，总感觉是晦涩难懂的。直到前不久，我读到了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才豁然开朗起来。 　　二、 鲁迅的晚年生活 　　（一） 晚年年谱 　　1927年1月16日，离开了厦门；17日，抵达香港。2月，受邀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为其助教。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宣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15日，赴中大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21日，辞去中大一切职务。9月27日，离开广州往上海。10月8日，与许广平结婚。12月18日，因蔡元培推荐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最终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年仅56岁。 　　在上海的这接近十年的时间里，鲁迅“寄身‘窝庐’，潜心著译，此之谓‘带了镣铐的进军’”。[2]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及其依附势力始终是他讨伐的主要对象。然而在营垒内部，他又先后于1928年与郭沫若等关于“革命文学”和1936年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展开了论争。 　　同时，他晚年还著有杂感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小说集《故事新编》；并翻译多种苏俄文艺理论，及小说《毁灭》、《死魂灵》等。 　　（二） 定居上海与晚年心态 　　鲁迅晚年除了两次北上省亲，大体没有离开过上海，“除了‘无处可走’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另一原因：比较起来还是上海适合于他在文化战线上开展革命斗争。”[3] 　　在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写道：“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4]这可以说是鲁迅晚年最主要的心态，“而姑活，某种意义上是‘赖活不如好死’”，[5]这与他的四次离寓避难和朋友被害都有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大病期间写下了著名杂文《死》，其中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6]鲁迅身为一个临终者，仍然有着如此激越的情感能够在绝望中抗战；当斗争也被迫终结的时候，他竟还拥有与敌人斗争到底的渴望。 　　三、 鲁迅的晚年思想 　　（一） 自由思想 　　20世纪中期，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这是摒弃传统自由主义中个人至上成分，使自由与民主结合得更为紧密的自由主义。整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因为此中带有民粹主义或平民意味。“至少，鲁迅是如此的。”[7]鲁迅在与新月社、创造社、“左联”的论战中，“表明他确实‘无所属’”，[8]“就说自由主义，其实在他是并不排拒的，而且一直怀有这方面的信仰……他的个人主义，不妨视作自由主义，即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最本质的自由主义。以鲁迅的这种个人倾向，也当算是传统的一类，但是，社会正义又恰恰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在这里，他把两者统一起来了。”[9] 　　（二） 改革思想 　　1927年到1937年是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从《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