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不能改变世界，有机会我想改变你.docVIP

崔健：我不能改变世界，有机会我想改变你 　　“我要不去改变，也就没人会去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在工体办这场3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 　　崔健：因为我觉得（还是）一无所有。这30年不是我一个人过来的，大量的人把自己的兴趣甚至自己的生命容纳到做摇滚乐里，甭管他是哪个环节的，销售还是推广，他内心里带着理想色彩做这件事。我只不过是他们的材料，我有义务和他们配合，我是参与团队在运作一个有意义的事。他们对我重视，花这么大投入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件事，我内心里边感谢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你这次上电视是一种妥协？ 　　崔健：对，肯定会有人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他们也在做调整。我们开始一直是拒绝的，但是拒绝过程中，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摇滚乐的重视达到了一定程度，让我找不到退路。 　　我想，我们要不去改变，也就没人会去改变（摇滚乐现状）。 　　中国新闻周刊：上电视的感觉如何？ 　　崔健：失控。对这个行业预备工作做得不够的情况下就参与了，同时也是学习。实际上它是被点击率，被投资人控制。他们为了收视率不择手段。我认为收视率是建立在争端、矛盾基础上，我跟制片人还有另外两个推荐人达成了默契，就是我们必须要挑事，发生矛盾，我说节目要是没人看，我们都死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接下来还会参加这样的节目吗？ 　　崔健：要有选择性的，看情况，因为这次有一定失控，对自身的失控还有对电视播出体制的不熟悉。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玩摇滚，然后拍电影，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表达自己。为什么要通过这么多方式，光做音乐不行吗？ 　　崔健：我觉得人表达自己，是因为你有东西要表达。所以我拍电影，肯定因为我有东西想通过画面去表达，我有想法。我看了很多电影，获取到了一些能量，是我通过音乐释放不出来的，所以我愿意做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保证自己的专注力？ 　　崔健：我觉得我自己专注力不够，经常被打扰，被自己突发奇想的想法干扰，可能这对我做别的事是一个财富，但是做音乐会失去一些连贯性。自己打扰自己的时间太多了。但我没觉得这是不好的习惯，我不给自己制造压力。 　　一个没有老板的人给自己的压力来自时间。有老板的话，你要有团队精神，你就会把这事干完;当没有任何压力，自己想表达的时候再表达，那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央视春晚再邀请你去唱《花房姑娘》，你会去吗？ 　　崔健：春晚灯光音响还有播出的程序不太符合摇滚乐，如果他真的按照我们的条件我们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们要有自己选歌的权利，只是单纯做秀肯定不会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是很在意，你的音乐包括发声是否被年轻人接受？ 　　崔健：是。既然交流的话，我希望按照我的方式交流，而且他不会对我有误判，同时能够对我带来尊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对我的尊重，是误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的尊重，当他们真正接触我，发现我并不是这样时，反而对他们自己带来伤害，也对我有伤害。我曾经经常接触这样的人，认为我是应该愤怒的，应该是黑一点，皮肤不要这么细腻，一个不爱说笑的，经常严肃思考，抽点烟喝点酒那样的，结果发现，其实生活中我完全像一个很普通的愿意说笑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上一次体会到悲凉的心情是什么时候？ 　　崔健：经常。公共场合里我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活动，我还要说那套公式化的话，我觉得对我是一种浪费，或者把我请去是一种浪费，或者是自己对自己机会的把握的浪费。（我）希望抓住每一次机会去表现观念，哪怕有的时候稍微得罪个人，但我尽可能去避免，只就事论事。 　　其实我相信，一旦和公众媒体打交道，一部分就是失控，你怎么写我根本控制不住。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会去使用微博微信这些工具吗？ 　　崔健：偶尔关注一下，从来不发言。对于我来说，发任何言都属于宣传，因为大家都会把你当成一个宣传，而并不是真正的交流。如果真正想交流的话，可以跟人说话，聊音乐。 　　他们说我应该宣传自己，应该开个人的微信公号和微博，发表自己言论。还说，一旦开了以后就跟谁一样，谁开得最火，他们有什么样的表达。可如果你没有观点的话，基本上属于浪费时间。 　　“愤怒、伤感，同时一种不屈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你的表达正好切中时代的脉搏，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崔健：我觉得每张专辑都和时代切中，都跟时代平行。我始终愿意看着社会的横断面创作，而没有纵向去做。 　　中国新闻周刊：我听你的新专辑听到性的暧昧这些东西，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崔健：我觉得性是最本能的能量，当然我不是说低俗的能量，不能因为它低俗，我们就应该制止或者应该去扼杀，怎么去正确引导它规划它释放它，我发现很多的艺术都在描写这种东西，描写人最本能的最美好的，而且长期被压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