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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工人状况的观察和思考 　　不久前，柏林自由大学邀请了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员吕途到德国参加工作坊活动，笔者陪同了此次访问。德方邀请了德国柏林地区某工会领导与她对谈。来德国前，吕途曾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能采访几位工厂工人，但主办方以“不好安排”为理由拒绝了。我们试图随机采访一位自由大学的东欧移民背景保洁女工时，她有些恐慌地拒绝了我们：“不行，我老板不会同意”。此后几天我们又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通过私交访谈了一些不同的工人和学者，初步对德国工人的现状有一些了解。 　　过去几个月，柏林见证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大游行和具有相当规模的铁路、邮政工人大罢工，关注这些事件的同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工友之家代表吕途与柏林某工会代表的尴尬对话和我们耐人寻味的遭遇。基于自身学术背景，笔者解读那次会谈之尴尬，与德国本身完善的工会制度、工人的结构性压抑有关，尝试将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本文中呈现。 　　 空洞的报告背后 　　在Gransow教授邀请吕途来柏林参加工作坊时，吕途提出希望在工作坊报告之外能安排一个与柏林工会的对谈，或者说一场双方的报告交流，希望听听柏林打工者，最好是移民打工者的声音，也希望柏林教授方面能帮忙找几位产业工人聊聊。Gransow教授答应想办法，在吕途已经抵达柏林的28号时，电话通知说很难安排采访产业工人，但安排了某工会的两位代表来以报告形式对谈，也找了一个移民背景的打工者来做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报告交流借用孔院场地，该工会其中一位行政等级较高的代表先做报告。报告很数据，很专业，但令人失望的是，也很空洞。失业率，就业人口统计调查，各种经济指数都不缺乏，而缺失的是这些数据与工人生活的具体联系。在一张张快速播放的数据ppt面前，我们解析无力。知识就是权力的专业壁垒感急速增加。 　　笔者当时很疑惑，要知道，该工会代表此时不是在法庭上替工人以法律形式打官司，不是必须用此种方式演说以获得话语权的情况，而是面对从中国皮村远道而来，带着皮村工友们的交流期望的中国同仁，是希望能学习、了解德国工人阶层具体生活发展近况的北京朋友。轮到吕途做报告时，面对中国新工人的困难处境，自我意识的蓬勃发展，希望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影响力，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愿再做默默无闻的无面孔流民时，柏林该工会代表面容淡漠，听完报告后完全没有发问。 　　该工会代表这种反应，似乎不能简单解读为人情淡漠或者个人问题，这种标准化淡漠反应显示出的是如机械般精密运转着的德国社会的常态：结构性压抑，一种高福利制度下，被消解的人的能动性、活力和某种尊严的压抑。 压抑的移民打工者 　　此后的“移民背景打工者”报告加深了我们的感受。会谈组织方找来的移民背景打工者是孔院的学生助理Kim。他的报告也有漂亮的ppt，轻盈地谈他的打工经历，谈打工的好处比如“可以增加社会经验，可以培养技能，可以有收入”，坏处是“耽误精力和学业，时间不等人”。通过这场ppt报告和文字本身，听众触摸不到他的喜怒哀乐，但是他的神态和谨慎言语间分明流露出巨大的压抑。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Kim在报告中透露出来，原来他是华裔，会说中文。而当天整整一天会议，Kim作为投影仪负责和简单接待工作负责，没有和我们说一句中文，甚至在我们和他用中文说话时作出听不懂的姿态。我们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但在听完他的报告后，我们渐渐觉得懂了，有些心酸。压抑久了，就变成了既定精细法规下一颗有高福利的螺丝钉，变成对上负责，疲于自保，以同样的态度向下向周围传导这种状态。 　　这不是孤证，还有接下来的例子。因为Gransow教授没有办法帮忙安排工人采访，我们决定自己碰碰运气。来到了自由大学主楼，遇见了两位清洁工。其中一位很年轻，可能是东欧移民，正要去打扫教学主楼走道里的女厕所。她拒绝了我们的提问，拒绝了在工作之外接受我们的有偿采访，她说，“对不起，我老板要求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工作”。 　　另一位则是丹麦阿姨，为了陪儿子上学来到柏林，原来在丹麦当记者，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自由大学当临时清洁工。面对我们，她滔滔不绝地讲，用简单的德语，诉说各种生活和工作的事情。她很不快乐，因为忽然的原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丧失让她很不适应。她最糟糕的打工经验是，因为有人弄脏了教学楼走道的地毯，她没有及时发现并清洁因而被老板大吼。她让笔者想到北京地丁花剧社的工人大姐们，但这是在另外一个福利稳定的国度的首都―德国柏林。 　　为了访谈有收获，最后笔者打电话给了一位老朋友请他帮忙找些工友接受采访。这位朋友最初作为越南华裔难民来到德国，在工厂工作了许多年。他自己来到笔者家，带来工资单，和我们讲了他所听到、看到、想到的一切，包括工厂里面的运作规则，工会组织，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他说，“没办法，厂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吕老师的采访，那我就自己过来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