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花月痕》研究述评.docVIP

改革开放以来《花月痕》研究述评摘 要：《花月痕》作为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曾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其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超过《红楼梦》。自其出刊以来，备受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它的文学解读也因为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的异同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本文将从作者生平及成书过程、文本的分析及解读等方面，对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花月痕》的研究进行整理研究及总结，并附有笔者自己的看法，力求窥探此中研究的不足并探寻出《花月痕》研究的新空间，丰富《花月痕》的研究。关键词：花月痕 研究 评述时过境迁，评判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思想学术界也随之改变，面对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研究者企图用历史的标准和当代人的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的阐释与解读，并试图在解读的过程中，力求历史标准和当代人的标准的和谐，以达到全方位的认识了解这些文学作品。清代同光年间的小说《花月痕》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花月痕》，一名《花月姻缘》，存十六卷原题“眠鹤主人编次”[11]。小说主要讲述了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才子与名妓的情爱故事。《花月痕》自其问世以来，争议颇多，对它的评论及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的生平考证及小说的成书年代;对文本的解读，在这一点上，由于小说本身描写的内容题材，褒贬不一，甚至出现了年代分层现象，主要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多样评价，有栖霞居士、弱水渔郎二位先生对其所作点评时，“以妙笔善墨写之，而又令其先带反映，旁见侧出，若在有意无意之间”较为高度的评价，也有符雪樵的“词赋名家，却非说部当行，其淋漓尽致处，亦是从辞赋中发泄出来，京感顽艳而具此仙笔，足证情禅，拟诸登徒好色，没交涉也”的保留;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集体贬低[12];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其进行历史重读，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新的研究理论的引入，《花月痕》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作者的生平及成书过程（一）魏秀仁的生平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就对其生平做出过简单的叙述“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余始入泮，即连举丙午（1846）乡试，然屡应进士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收入颇丰，且多暇，而若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1]（P230-231），这是鲁迅先生根据《赌棋山庄文集》《赌棋山庄诗集》等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他的研究结论以及他所引用的资料成为历年来研究《花月痕》的重要文本资料。关于其中对魏子安生卒年时间的判断，在改革开放之后，有的学者沿袭这一观点，其中尚达翔1988年在他的《魏秀仁和他的哀艳小说lt;花月痕gt;》一文中明确指出“所以在无确证之下还是将秀仁的生年定在1819年为宜。”[2]（P189），另有田剑光1994年在其《花月痕考证》上根据谢章铤的《魏子安的墓志铭》，“又据道光时刊的福建通志，卷百六十四?选举，页二十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黄罗岳榜的举人队里，确有魏子安的名字。下又注：魏本唐子。”“据此，我们可以断定魏子安确是生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而卒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但是，随着《魏子安先生年谱》等新资料的发现，1980年杨殿先生确定魏秀仁“生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正月二十二日”，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3]（P355）随后在陈新先生《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4]、官桂铨《读lt;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gt;》[5]、曾宪辉《魏秀仁年谱》[6]等文中都肯定了“将魏秀仁生卒年定为1818-1873”这一观点。至此，关于魏子安的生卒年的争论也基本划一断落。（二）《花月痕》的成书时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关于《花月痕》的写作时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只是说“咸丰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绪中始流行”[1]（P228）。关于《花月痕》的成书时间，学界至今仍旧没有达成共识，陈新先生、官桂铨先生、顾峰先生等都肯定《花月痕》的前四十四回和后八回完成于不同的时间，他们几乎都同意前一部分完成于1858年，而关于后一部分，他们提出了1866年、1868年、1873年等不同的看法，并给予自己的依据。然而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表示《花月痕》的成书年代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对其做大致的推测，而最好不要妄下结论。（三）《花月痕》的写作原因关于魏子安写作《花月痕》的原因，学界所能依据的材料大致如下：首先是在《花月痕》的第一回中，“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今生今世，做今之人……作儿女子态，留恋勾栏中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