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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 　　认识张溪梅的时候，黄永玉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因为家境贫寒，12岁便独自离家，从湖南凤凰到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厦门集美学校读初中，在学校的图书馆，他废寝忘食大量阅读。因为从小喜欢画画，痴迷木刻，14岁时便在木刻、绘画方面崭露头角，被十里八乡誉为“神童”。18岁那年，为了躲避战乱，流浪到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 　　那是一个云淡风轻的秋日，黄永玉来到河边，望着远方的红叶，不禁诗兴大发，正吟哦间，身后传来“扑哧”一声笑，回头一看，一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姑娘正笑吟吟地看着他。黄永玉一下子脸红了，姑娘大方地说：“你可不可以将诗再念给我听听，我觉得好美的……” 　　她像玫瑰一样含苞待放，他紧张极了，老半天，才从嘴边蹦出一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她顿时忍俊不禁。爱情无须言作媒，全在心领神会。 　　他的博学令她倾倒，她的脱俗让他爱慕。然而，张溪梅是典型的“白富美”，父亲是将军，家境富有，她不仅生得美貌，还酷爱文学和艺术，追求者众。与那些富家子弟相比，黄永玉显然没有胜算，除了一把跟随他流浪的法国小号，他一无所有。爱情需要勇气，正是那把小号，鼓舞了他的士气，每次远远地看到张溪梅，黄永玉就情不自禁地吹起小号，渐渐地，他骨子里的乐观豁达、多才多艺终于打动了芳心。 　　两人相处的事传到她的家里，她被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家里人劝她：“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侯，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父亲把她软禁起来，不许她写信，伤心沮丧之余，黄永玉离开了，流浪到赣州，找到一份报馆的工作。 　　被迫分离非但没有让爱情的火星熄灭，相反，煽起了更大的火焰。看似柔弱的张溪梅以看戏为由，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她把自己的金链子当掉，穿过兵荒马乱，连夜搭货车追到赣州。接到她的电话时，正在60公里外出差的黄永玉激动不已。 　　借了一辆自行车，他疯狂往回赶，离赣州还有10公里的时候，天完全黑了，只好找了个店住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就把鸡毛盖在身上，第二天一早，见到满头鸡毛的黄永玉时，张溪梅笑得流出了眼泪。 　　他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试探着问她：“假如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要看是谁了。”“那就是我了。”“好吧。”就这样，在小旅馆里，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并在《赣州日报》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她的家庭作了汇报。 　　如果说，毫无经验的初恋是迷人的，那么，经得起考验的爱情就是无价的。结婚后，她随他漂泊上海、福建、台湾，后来又到香港。那时，生活异常艰苦，他没有名气，整天干木刻的活，她放下自己大小姐的身份，为他洗衣做饭，悉心照料他、支持他，在爱情的滋润下，艺术灵感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他的木刻渐渐在香港有了市场，很多人争相购买。 　　闲时，他也会为她下厨，第一次做的是辣椒煮鱼，面对那条满是腥气的鱼，她说“好！”甘之如饴。他喜欢小动物，家里饲养了狗、猫头鹰、猴子、梅花鹿，1953年，听从表叔沈从文的建议，从香港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时候，随行的，除了7个月大的儿子，还有这一群特殊的“家庭成员”。在外人眼里，这是多大的“麻烦”呀，可是她不觉得，爱他所爱，就是她的幸福。 　　那是一段平静安宁的日子，除了上课，黄永玉经常外出写生，想她的时候，他就画画，走在辽阔的大草原，他的笔下就是她骑马飞奔的英姿；在荒无人烟的古遗址，她又变成了背着背蒌的土家姑娘，对她的思念，化作一次次创作的冲动。她在家也一样，除了精心养育儿女，她把思念写在本子上，等他回家时，接过的，是他的一叠画作，递出的，是一个厚厚的写满爱的本子。 　　爱情，就是这样一种和谐的交融。很快，他的创作更上一层楼，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画坛，笔下的荷花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亮。 　　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四清”运动开始了，因为一篇《罐斋杂技》的文章，黄永玉被指“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他白天挨批斗，半夜起来偷偷画画，张溪梅就整晚陪着他，给他放风。紧接着是“文革”，他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成了著名的“黑画”事件，他被打成黑帮，一家人被赶进狭小、昏暗的房子里，批斗变本加厉。看到他被皮带抽得伤痕累累，张溪梅经常心疼地掉眼泪。一边为他担惊受怕，一边要照顾一双儿女，当年的富家女儿，黑发染了秋霜，纤手变得粗糙。 　　长期的颠簸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张溪梅病倒了，小屋里，潮湿沉闷的空气经常让她透不过气来，黄永玉心急如焚。急中生智，他在墙上画了一扇两米多宽的窗户，再画上绚丽的花草、明亮的太阳，霎时，满室生辉。这幅画让张溪梅神情气爽，慢慢地，病竟然不药而愈。 　　1969年，黄永玉被下放河北农场，紧张劳累的改造后，他每天都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东西，“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这就是他的长诗《老婆呀，不要哭》。远在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