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docVIP

“像一场最高虚构的雪” 　　一 　　蜀地的青年诗人孟原将他编辑的诗歌年选《原诗》发给我，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他在信中告诉我编选的意图，在于“只选择70、80、90年代出生诗人的作品，以凸显‘新生代的新的审美、新的价值、词的裂变、意的幻灭与重生’”。这对于一个年齿渐长的读者来说，确乎无法推辞。同时，我也以为“原诗”之名确乎有深意存焉。“原诗”，某种意义上也即是“原道”，是探寻“道之为物”的属性，与“诗之何为”的责任，所以是不可不认真面对的。虽然说“原”乃是追根溯源之原，是原始和原本之原，但这个“原”如果确要较真，却又是“人之初”的原，是年轻之原，而诗歌永远是属于青春的，多少伟大或杰出的诗人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早已经是天上的星宿、人间的神祗了，他们早已经完成了不朽的创造，将名字刻进了文字与历史。 　　所以，永远要牢记，要想读诗、去寻找好诗的话，就去找青年人。 　　当代诗歌的历史业已翻过了漫长的篇章。回首这其中最具光彩的，仍是由一代代青年人写下的诗篇，朦胧诗一代写下他们的代表作的时候，不过只有二十几岁和三十岁左右，1993年山穷水尽中的顾城自杀的时候也不过才36岁，这个年龄似乎刚好是拜伦死去的年纪，虽然拜伦乃是死于为解放希腊人民的战争，作为志愿者或者浪漫骑士，他那可爱然而又不免有几分荒唐的想法，并不能真的拯救彼时正被土耳其压迫的希腊，但他确乎死得其所，令人尊敬。而顾城确乎就黯淡且荒诞得多，他的死成为了当代诗歌某种悲剧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节点。“道德的衰败”，由此几乎成为了当代诗歌的命运性的路标或符号。但仍然有不朽的死，事实上，早于顾城之死四年，二十五岁的海子就已经完成了他作为“一次性诗歌行动”的伟业，留下了他越来越凸显出绝世光华的诗篇，还有他那巴别塔工地般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废墟――那些几乎无人能够读懂的、完成和未完成的长诗。而就在这个年龄，济慈刚好死于肺痨，裴多菲和莱蒙托夫深陷忧郁，而离深渊已然很近的雪莱，还在奋力横渡着亚得里亚海的风暴。 　　在年轻时代写下伟大诗篇的决不仅限于他们两个，1971年，不到二十岁的岳重（根子）就写下了《三月与末日》，这首在我看来从1950年代到整个1970年代的三十年中无人能出其右的诗篇，在这个年代如同一座孤傲的冰山，浮现在荒凉与空旷的时空之间，我将之称为“当代中国的《荒原》”；在十五岁或者十六岁就写下了《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的食指也一样让人尊重和惊讶，他的少年天才同样可以成为当代诗歌历史中的悲情绝唱。 　　我说这些，目的是用历史来说明，真正的诗人与真正的好诗，可能就在我们所面对的这部集子中，或存在于类似的年轻人的创作之中，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他们，承认他们的价值，这是不需要雄辩和证明的。 　　二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论者”，所谓将来一定好过现在，青年必定胜过老年云云――年轻的鲁迅曾经相信，但后来又曾反思和批判过类似的思维。在80年代初的崛起论者那里，曾相信“新的就是好的”，这在那时的情况下确乎是对的，但在封闭和禁锢的特殊年代过去之后，就不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此类逻辑。所以这又需要我们用认真的阅读去鉴别，去探查其中的得失与秘密。 　　诗歌有无数种可能性，这缘于中国人文化经验与生命经验之无限丰富与多样。李白式的壮丽雄奇与杜甫式的沉郁顿挫，韩愈式的奇崛古奥还有王维式的宁静淡泊，都一样可以成为好诗，即便是在晚唐式的颓圮与黯淡中，也有无以替代的李商隐的纤细与隐晦，有杜牧的感伤与幽远，甚至温飞卿的飘逸与缠绵……甚至于五代至宋初的“花间词派”，也并非一无是处，那些绮丽与繁缛、颓靡与绚烂也在诗歌的历史上可堪一睹，聊备一格。没有哪一种风格与风俗是可以一霸天下的，是可以独立于全部的风尚与风格之外一枝独秀的。某种意义程上所有的写法、全部的可能性之间，没有一样不是“普遍互文”的、有对话或共生关系的。 　　如此说来，这样一部诗集确乎已经、已然先在地具备了各种意义――它是如此地丰富和生动，如此多样和鲜活，用了它自己的方式，喻示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丰富与多义。虽然作为诗歌的阅读活动，我更信任对“单个诗人”的具体文本的感受与品评，但当他们被集合于一处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奇妙的“增值”――每个人都变得比他们自身更大、更丰富。这种感受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是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个“和声中的一部分”。一如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说，每一个构成历史的事件或元素，在进入历史叙述之后，都会变成一个“扩展了的隐喻”；而这些作品在进入了这部诗集的“整体修辞”之后，当然也早已大于它们自己，变成了“当代诗歌的一部分”，或者彼此映照地构成了一个“整体中的个别”，或“彼此对话或对照的文本”――总之，它们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意义与价值。 　　三 　　如何理解和评价更年轻一代的诗歌是我最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