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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体制中的信息壁垒与权力博弈 —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有感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Kuhn）的一部著作。本书开始就以叫魂故事为主线，通过对于每个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经济因素，民间心态进行了充分地阐述与分析，从事件出发还原了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真实社会面貌，作者阐述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孔教授在叙述的过程中体现了这一整体史的精神。同时，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大部分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体现了孔教授在写作中的严谨，在阅读的过程中虽其探讨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问题，但内心始终存在一种共鸣，书中没有影射任何现代中国的内容，反而让读者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我们更应该去阅读，去研究这本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状况提供另一种视角与思路。 一、孔飞力与中国历史研究 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 1980— 1986年主持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清代资料》等论著,并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学者，其受到马克斯· 韦伯理论的影响，对人类学课程非常感兴趣。 孔飞力是解剖政治权力结构的“生理学家”。他反复研究中国的政府问题: 它是如何运行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统治的; 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这是一个在当时美国似乎已经“过时”的课题,但他却长期沉醉于此,并运用心理—功能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悉心解剖。1989年他发表的《叫魂者》反映了他的这一学术旨趣。刘广京教授曾以魏斐德《大门中的陌生人》和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两书为例,称誉这两位作者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史动态最杰出的史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孔飞力学术贡献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学术特点: 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以地区、省、县或城市划分中国,进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民众的历史;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在美国中国史研究转向“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孔飞力始终走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前头,成为领引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名重要学者。 二、自下而上的叙事方法 在《叫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教授把政治与社会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政权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政府，皇权与社会，民间的关系。在清朝社会权力中，普通民众显然是处于无权力状态，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却又无奈体现了这一长期状态，案件发生后处理案件时，君主和官僚的不同态度则体现了官僚君主制度内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博弈，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来约束官员，维护行政制度有效运行；同时又必须保持自身的特殊地位，超越官员的权力，保持自身君主身份的非官僚化。 妖术所造成的恐慌开始于下层百姓，而被弘历知悉，当权者对其官僚下达的命令又反应了由上至下的非常规式治理模式。至此，叫魂故事在不同的阶层中有不同的反应与影响，第一是普通群众，对妖术表现出恐惧，紧张的状态，并且通过口口相传影响逐渐扩大，反应的是民间对于灵魂与躯体可分离观念的坚信以及人口增长，粮食问题带来的经济问题的隐患突显；孔飞力认为：“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使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作危险。” 第二是地方官吏，各级官僚在事件的开始并不十分积极而是尽力封锁消息，想息事宁人，并且大部分官僚并不真的相信有“叫魂”这种妖术的存在，虽然有剪发辫与满人剃发这种微妙的联系存在，但不会轻易大题小做，把其联系为谋反叛乱罪。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个成文又不成文的指挥标准，表面上按规定办事，暗地里又达成一定协定。 第三则是君主也就是当时的乾隆皇帝，对叫魂妖术的清剿与彻查反应了弘历完全坚信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政治罪行，因此不断下达命令。 三、妖术背后的政治意义 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康熙和雍正两朝为其盛世奠定了基础，并且他本人也自视为千古一帝，这位名垂千史的皇帝却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全老人”。 在政治罪的界定中乾隆当政时期，满清帝国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对于乾隆来说政治上罪行最为严重莫过于谋反叛逆，而由于清朝是满人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汉人与满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