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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为本的实践和研究 　　【摘 要】 文章概述了证据为本的实践概念，阐述了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出现的争论。对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社会工作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其解决方法单纯依靠各种技术处理的手段来展开是远远不够的，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过于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本文认为我们要强化其价值导向，把我们的关注点从证据、技术手段和职业标准扩展到价值观、人文精神等方面，以此来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多维思考预设层次；进行有意义的陈述，避免形而上学；完善评估机制，实行多方参与式评估。 　　【关键词】 实证主义 ；证据为本；反思；人文精神 　　一、何谓证据为本的实践 　　证据为本思潮的兴起是与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密切相关的，最初把证据为本的思想运用与临床是医学实践领域。所谓证据为本的实践，站在哲学的角度上分析，指的是根据实证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在通过各种探究后，研究者能够找出某案主系统的有效接入方式，同时这种接入方式能够在相同内容的案主系统接入上有着适应性。证据为本的实践，产生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学者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和相关研究工作后，给出的系统理念和操作模式。 　　在证据为本的实践中，有着三个原则需要牢牢遵循；第一是实践者需要对研究后总结出的结论加以论述和利用；第二是实践者在工作中，需要根据科学的理论来进行研究；第三是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认知，需要让更多的实践者所知晓。 　　二、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出现的争论 　　1、知识论的分殊，适切性的差异 　　在“问题”和“证据”上，不同的理论范式给出的解释也存在差异。什么是证据？是谁的证据？什么才是最好的证据？如果从不同的知识论起点出发，那么对证据的理解就会不一样。在实证主义架构下，证据似乎是有层级的。层级最高的是实验性研究设计，层级最低的为个案报告。但这一排序的视角太过于依赖定量分析数据，从而忽视了案主问题中的人性层面。 　　另外，在社会构造主义中，“证据”并不被认可，在该学派的观点中，证据，仅仅是凭借科学范式的途径获取霸权的社会建构。鉴于此，证据有着政治性，会随着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变动而变动。在某个部落中存在的证据，就另一个部落来说，该证据可能会失去其适用性。证据为本的实践发源于西方和美国心理咨询范式，其和西方以及美国的历史文化是统一的，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等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与证据为本的实践非常融合。对于中国来说，证据为本的实践是否可以适应中国的文化，还有待验证。 　　2、社工价值观与证据为本的实践之间的冲突 　　这里“证据”即为我们通过实验论证得到的经验，经验是知识在时间上的沉淀，是经过一定时间积累起来的知识。如何在价值与知识之间取得平衡？ 　　平卡斯和米纳汗（Pincus Minahan，1973）精确地界定了价值和知识间的区别：价值是关于什么东西是对人（人类）合意的或者好的信念、倾向和假定。这种信念的一个例子是：社会有责任帮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最大的潜能。它们并非有关世界是怎样的和我们对其知道些什么的断言，而是世界应当如何的认定。既如此，价值陈述不可能被科学地检验，它们必须作为信仰加以接受。这样，我们把某一价值说成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仅仅是在它与作为标准使用的特定的信念体系或者伦理规范相联系的意义上而言的。 　　相反，我们倾向于作为知识陈述的东西是那些有关能够被证实的世界和人（人类）的观察。一个例子是，在美国，黑人的期望寿命较白人短。当我们把某以科学陈述说成正确的或者错误时，我们所指的是这种断言通过客观的调查所被证实的程度。[1]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能够在知识和价值之间做出区别并认识到二者各自在工作实务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重要的。案例中，当面临实际问题和困惑的时候，不是实证研究给社工指引，而是专业理念和知识在引导他们。证据为本的实践过于依赖经验的指示性，程序化地从“数据”或“证据”出发，可能会侵蚀社工的基本伦理与价值，违背社工的人性关怀。 　　3、理想模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矛盾 　　这涉及进行证据为本的实践可行性与可能性。证据为本的实践要求社工在做出临床决定之前要查阅大量的文献并且要评估各个研究报告的效度、信度和适用性，这无疑加大了前线社工的工作量。在全新的管理注意制度中，社工需要进行的工作非常多，在大量且沉重的工作中，并不能够完全遵循证据为本的实践流程。 　　证据为本的实践使用严格的排他标准，使用单一判断而排斥所有的复合判断，需要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证明同时又符合来访者特点的介入方法。这些都增加了证据为本的实践的难度，因此，证据为本的实践往往难以真正完成。在学者Corrigan的观点中，认为辅导员虽然认可某些技术并不能够真正的具有实用性，或者并没有掌握熟练的技巧，但是依然会结合病人的具体状况进行工作，即使工作中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