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的体制与管理.docVIP

论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的体制与管理 文/余丁 一个国家的美术体制是美术事业发展的基石，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美术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术体制往往会决定一个国家美术发展的趋向。不同的美术体制会孕育不同的美术生态，也会产生不同的作品，留下不同的艺术遗产。17世纪的欧洲美术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种国家、三种制度，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美术。 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发展也与美术体制密切相关，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在前苏联的短暂生命，以及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上台对欧洲现代艺术的毁灭性打击，充分显示了体制对于美术的重要干涉作用。美术体制孕育了一个国家美术的主流倾向，同时也孕育着新的艺术创造。新艺术往往都是在对体制的不断反抗中诞生的，一方面旧的体制为新艺术树立的反对的标准或参照，另一方面，新的艺术又不断刺激着美术体制的自我更新。 新中国在1949年以来所取得的美术成就，与美术体制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紧密程度似乎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美术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变革，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美术史发展。然而在已往的美术史论研究中，对于美术体制的研究显然未引起美术界和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尽管在许多美术史和批评著述中会涉及到美术体制，但基本上是零星的和片断式的。而事实上，对美术体制的研究既可以丰富我们的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角度与视野，又可以为现在的体制自我更新与未来的制度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文化与艺术已经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于美术体制及其管理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历史，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政策和美术发展战略，从而把握难得的机遇，提高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为世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对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体制发展与管理的变迁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因篇幅所限，这种梳理只能是提纲式的概括，并显然会挂一漏万。但笔者仍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参与到美术体制与管理的研究中来。 一、新中国美术体制基本格局的形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这部词典还收录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机制”，机制则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用人机制等。这两个词有着不同的使用中心语义和使用范围，机制重有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体制则指的是组织形式和制度。因此，所谓美术体制，其实就是与美术相关的一整套组织形式与制度。 新中国美术体制的构建首先表现在美术机构的组织建设上，主要表现为五大类机构设置：即艺术家协会（如中国美术家协会，后来又有各种学会）、美术教育机构（如中央美术学院及各专业院校）、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如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等）、展览机构（如中国美术馆及各省级展览馆）、宣传出版机构（如《美术》杂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这些机构的设置都是在统一思想指导，对旧有的美术机构和体制进行了改造而成的，而对旧体制的改造其实根本上是对美术界进行的思想改造。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即在美术界掀起了思想改造运动，延安的美术干部被分派到刚刚接收的各地美术院校作为政治和业务骨干，对原有人员进行甄别、清理和改造。1949年的二个重要事件可以被视新中国美术体制建立的标志。一是在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文艺领域正规化组织机制的举措，各级美术家协会随即开始筹建，并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率先成立“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选出了41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徐悲鸿当选为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副主席，这个协会后来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而一个月以后的8月28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也宣告成立，此后武汉、天津、杭州等地相继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美协的成立奠定了新中国美术工作的选拨与组织制度的基础。在第一届文代会同时，筹备举办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作品展览会”，这次展览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巡回展出，它开创了全国性美术展览会的组织模式，美协成为了全国性美术展览的组织机构。二是1949年10月1日北平国立艺专正式开学，来自解放区的美术教育者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原有班底彻底合并，于11月2日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更名“国立美术学院”，毛主席亲笔题写校名。与此同时一批美术院校也不同程度地按照解放区美术与原有班底结合的模式被接管、重建。美术专业院校成为了新中国专业美术工作者的摇篮，全国八大美术学院及一批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布局，为全国美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