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跃 进” 研 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docVIP

“大 跃 进” 研 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大跃进为研究对象。试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大跃进时期所涉及到的各种经济因素、经济活动、经济现象进行梳理，形成国民经济大跃进演变过程的一种经济分析，以便更好地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一 何谓大跃进，从历史文献来看，起初它的含义就是指我国的生产建设应该比正常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规模要大。当“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的目标提出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大跃进”=“超英赶美”。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就是实施一种走向极端的经济“赶超”战略。所谓“赶超”战略，是指一国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该战略要求把有限的资源倾斜配置到重工业中去，于是引起资源配置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大跃进理解为：大跃进是一种不顾资源约束，以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为前提，以资源严重向重工业倾斜配置为手段，以重工业为中心推动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大跃进。 根据从经济学角度对大跃进所下的定义，本文把资源配置的较大变动作为确定大跃进上、下的标志。经分析发现大跃进战略形成以后，资源配置较大的、全局性的变化是从1958年5月开始，而在1960年末，资源配置事实上已经被迫发生较大变动。因此，本文将大跃进的上限定为1958年5月，下限定为1960年末。 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关于大跃进已作过多学科、多侧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仅就与本文研究有关的几个问题加以简单述评。一是关于大跃进的成因。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或是暗含的、或是明确的把 “走自己的路”作为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从“走自己的路”这一角度说明大跃进的形成原因无可非议。问题是所谓 “走自己的路”，从经济的范畴来看，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条路与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又有何不同，这条路的逻辑构造如何等在已有的文献中并不清晰。二是对大跃进在经济方面得失的评估。已有评估涉及到定量的与定性的、短期的与长期的、现象的与本质的、局部的与全局的，等等。而从定量的、尤其是将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率结合起来的分析不够；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境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不够，这种动态考察需要将产业结构日益畸形化、资源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地评估。三是关于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指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和遵循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如“没有搞平衡”等。对此还有待于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 1953年，中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国力贫弱现实，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历史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最早出现在苏联，中国不排除有苏联经验的影响）。该战略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和相应的政策体系上的要求。对此W.布鲁斯做了三点归纳：一是通过大量投资建设新工业生产能力实现很快的工业增长（“高速工业化运动”）。二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把资源集中于所谓“增长的引擎”部门和活动中去。三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本和劳动资源，摒弃比较优势的原则。 纵观中国“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践，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和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扭曲，显示出难以为继的症状。事实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东欧的实践，情况也是如此。 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反思正在实践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然而反思的结果是：认识到了要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的发展关系，而在指导思想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没有变；对农、轻、重三者间的关系作了质的深入分析，而没有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轻、重的数量比例作出分析；对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关系的手段仅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正因为如此，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判“反冒进”。从经济层面上看，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逻辑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潮”是由“反冒进”所引起，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用来“反冒进”的理论依据是“综合平衡”，那么批判“反冒进”就是要批判“综合平衡”的理论，从而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平衡”的理论。在“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中，存在的资金、物资缺口的弥补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发动群众。因此，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经济实质就是：批判那些“反冒进”的人在经济建设和生产中忽视了发动群众。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发动群众。他提出这一主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从毛泽东已有的论述来看，他有着关于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