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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革命：STEM教育的破局之路 　　近日，一本经济学著作掀起了学界的诸多讨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变革》）论述了一个核心概念是“边缘革命”，其核心观点是成功的变革往往不会发生在整个有待完善的体系的核心，而是发生在边缘。正是因为边缘的特殊性，它既不会过度地打乱就有体系的结构和利益分配，又梳理了某种需要变革的力量，才使得行政力量、民间力量、学术力量能够共同发力，促使边缘革命的成功，甚至促进了整个体系的变革。以技术类课程为切入点的STEM教育的破局之路，正是一个边缘革命的过程。 　　中国特色STEM教育的实施背景 　　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教育）首先是一个舶来品，它在他乡开花，其背景则是“花农”担心过分的溺爱会让未来的教育结果——人才变得只会花拳绣腿，使得国家孱弱不堪。美国推行STEM教育的三个维度为：强调中学阶段的科学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和教学有效性，促进大学中STEM相关专业的教学质量的提升，提高学生综合运用STEM领域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三个维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维度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其重要性不及美国本土，第三个维度：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面对综合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能力则凸显出来，这可以称作是中国特色的STEM教育。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其背景都是民众对教育公平、教育结果的不满，但是我们关注到，教育作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两句，但是实施起来却需要基于非常专业研究和具体的课程设计的一个特殊领域，极少有普通人会从课程的角度在做一些批评的同时又有所建树。因为，建设一门可以复制的课程，是一个专业、复杂而且比较漫长的过程，急于求成者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目前，我们看到的对教育公平的批评的解决方案是加大投入、拉齐校舍标准和设施设备水平，比如很多危房改造之后的校园的机房往往要比重点学校的机房设备还要好，这对于STEM教育的发展是很好的，提供了较好的硬件保障；对于教育结果的不满则没有太好的办法，看到的更多是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本科生技校回炉月薪过万”、“高考状元流浪三年”以及人们的唉声叹气、学生的“学霸迷茫”和少部分人的“高价走出去战略”。这种背景和美国是有很大区别的，国情导致的中国特色的STEM教育自然将“提高学生综合运用STEM领域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视为照进中国教育现实提升教育满意程度的一针强心剂，但我们更希望它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自汇成海。 　　现行的体制中STEM教育进入学校有三种情况：第一，在科学和数学学科当中挖掘STEM教育资源，尝试在必修课程渗透或者开设选修课程。北京师范大学项华副教授主持的“数字科学家ESP”团队就是其典型的代表。第二，在技术类课程当中借用工程情境运用科学和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笔者本人以及温州中学的谢作如老师、山东省淄博市山头中心学校的于方军老师和安徽淮南一中的陈杰老师等一批教师从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的不同学段出发做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在科技教育、机器人比赛等平台上推行STEM教育。比如威盛中国芯计算机表演赛、BotBall国际机器人大赛等有全国影响力的赛事开始在规则设计上对STEM能力有所兼顾。 　　我们发现这些具体的做法都有边缘性的特点，因为从核心推动STEM教育需要开发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和评价体系，而这个体系建立和完善是与国家的发展同步的，是需要长期布局的，而当下可以做的事情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突破点则是技术领域内的STEM教育的课程实践，这种变革则有希望成为一场成功的“边缘革命”。 　　作为边缘革命的技术教育变革 　　《变革》讲述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四种边缘革命的故事，这四场革命都是成功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边缘革命”，这种成功自有其缘由。“边缘革命之所以发生，一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二是受损害边缘阶层的唯一出路；三是当时体制下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这就从需要和可能、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两个方面做出了解释。”信息技术学科常常被人唱衰，仿佛过一阵子就会有一阵“学科消亡”论吹过来，时大时小。其中受损害最大的群体是——信息技术教师，一个曾经为计算机的普及和校园信息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群体。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系统的必修信息技术学科的国家，中国的信息技术教育如何变革，教师群体给出的方案是进行教学内容、课程建设的全面改革。Scratch语言近两年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实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STEM教育则有希望能为这场变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技术学科中的STEM教育的实践发生在现行教育课程体系的边缘，它自然不会，至少暂时不会危及核心部分的存在和利益，甚至还会成为改善核心部分的条件，对核心部分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目前教育部提出创新体制机制，发布了高考改革等一系列的重磅举措，这体现了一种改革的决心，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