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的文学理论观及其当下意义.docVIP

卡勒的文学理论观及其当下意义 　　摘 要：任何一部文学理论教材都无法规避“文学是什么”“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以开放新颖的历史视角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解说。他力图以谱系学的方法把复杂的“元理论”问题表述得清楚明白，努力呈现一些关键概念的深层含义。借此，他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给读者的介入和言说留下空间，挑战了以往人们被动接受定论的习惯。这些理论观念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卡勒 文学 理论 当下意义 　　一、理论是什么？ 　　卡勒将这个问题变为“根据什么来定义理论”的问题，即以一个“逻各斯”式的发问开始，实际上指向对这一问题的解构。从“理论”这个词本身出发，他认为包括“相对”和“普遍”这两个意义层面，从而推出“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1]把理论作为一种体裁时，这种体裁的特点就是对超出自己领域的固有思考进行挑战和质疑。这里实际上道出了西方学者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现实状态。 　　根据理论的实际效果来看，理论是一种对于“常识”的批评，如“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2]，致力于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瓦解掉，改变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卡勒列举了福柯论性和德里达论写作两个例子。性行为本身是自然的，但“性”这个概念却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压制的东西。福柯认为，性不是自然的，它的形成在于不同的人如何言说，即不同社会实践和机构的话语实践建构了“性”这个整体性的概念。话语是权力的代表，它具有的压制性特点使它表面要控制的这种“性”成为真实的存在。人们分析性，为性压制而呐喊的前提是必须认可它的存在，也就是“要认识人类真谛的常识把‘性’作为人类本质的秘密创造出来”[3]。福柯这种思考问题的思路也就是理论的思路，福柯不是对“性”下定义，而是逐步分析话语实践是如何建构“性”的，而这种分析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假设性的，是一种“系谱式”的质询。 　　德里达论写作中，对卢梭的“写作是言语的补充”进行了解构，认为言语本身也是一种补充物，儿童用肢体不能表达的可以通过言语来表达。并且，他引用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情感来说明，写作作为一种言语不在场的替代物，符号的在场已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补充物反而会给人更原始和真实的感觉，正是补充物建构了原物的概念，这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 　　两个例子具体表达的内容不同，但均预设了如下理论观念：对已经接受的理所当然的思想提出质疑。这些观念至少暗示，卡勒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意在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前提和假设，对用以研究文学的范畴进行重新思考。这也是现代理论的趋势，即打破常规，解构本质。当然，以传统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对“元理论”寻根究底式的逻辑推演确实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怪圈，终使理论话语带有不可操控性。 　　二、文学是什么？ 　　对此，卡勒的观点是：它并不重要。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变为“是什么使得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与其他文本相比，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根本性特点是什么呢？”[4]理论家们一直在努力诠释文学的定义，但似乎找不出一个普适性的内涵。卡勒认为，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将会更复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学的界定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时代文学的范畴差异很大。卡勒列举了文学的五种定义方式，这五种对文学的定义方式与理论的不断发展不无关系。因此，无论哪种定义视角都不能包含另外一个成为文学定义的神器。我们必须把文学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考察，这样，文学就始终处于卡勒所说的杂草状态。 　　卡勒认为，文学是矛盾的。首先，它被赋予了矛盾的功能。理论家们常常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范畴考虑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文学作品的普遍性与民族群体相结合会产生强大的民族性作用。当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文学又具有塑造完美人格的作用。卡勒指出，这种把文学作为审美对象，认为文学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的观点遭受了现代理论的批评。伊格尔顿就表示，这种以审美的方式把劳苦大众从困苦的现实环境中转移开来是文学被意识形态利用的结果。针对文学的种种功能，不乏审美的捍卫者提出批判，布鲁姆是一个典型。布鲁姆一再坚持文学的审美自主性，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5]他极力反对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时下流行的多元文化研究者正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被他视作“憎恨学派”。同时他也反对捍卫文学传统的柏拉图道德主义者，文学与道德无关，它既不能培养好公民也不能使我们成为完美的人，文学只是作者或批评者用来找寻自我、体验孤独的。显然，布鲁姆的审美精英观念是本质主义的。相反，卡勒揭示了文学功能的矛盾性：文学为意识形态所利用，同时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崩溃的有力武器。 　　文学